即使未能深究當年校園性侵案的細節，《無聲》的故事情節都足以讓我們在觀眾席上感到強烈的不安與無助。但要貼切傳達這樣的訊息，重點並不真的在於精確再現受害者的人數規模與性侵細節，而是模式。《無聲》精準捕捉到啟聰學校這特殊環境下，封閉情境卻又彼此高度認同與依存的人物關係，衍生出近乎無解的困局：
首先，本片清楚展示了，性侵暴力如同家暴或任何型態的暴力行徑，永遠在代代相傳下不斷自我複製，為了(暫時性)解決因性侵引發的創傷，往往會將同樣的暴力施加在他人身上。其次，在體制中，性侵暴力的爆發與處理，永遠涉及權力關係；因而，性侵受害者最容易成為護短諉過、遮掩門面的犧牲者而受到二度傷害，也幾乎是所有性侵案件最容易遇到的狀況。
但是《無聲》的啟聰學校，其情境的獨特性，在於學生本身的生理弱勢使得他/她們傾向於只依賴彼此。當同校學長、同學成為施暴者，性侵受害者選擇的不是告發、或是單方面地活在封閉的恐懼中，而是一方面活在這成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暴力中，另一方面又為施暴者/同儕辯護、繼續和施暴者說笑打鬧、共同求學。受害者繼續忍受這種生活的理由是，她不喜歡，但他們只是在玩，除此之外他們人都很好。大家都是朋友，沒有誰真的「欺負」誰。
那是令人費解、甚至深感錯愕的景象。但《失聲》可貴之處在於拒絕尋求簡單方便的答案，而以不小篇幅勾勒那相當複雜的權力政治與依存關係。這不盡然是掠奪者強勢剝削、侵犯弱勢者的關係；在某個意義上，他們都是弱勢，彼此依存互賴，乃至於也啃噬彼此的身體與尊嚴，在一如往常繼續過日子，「一起玩」。當全世界對他們都不理解、不諒解、甚至不太友善，他們就是彼此僅有的伙伴，哪怕這小小的宇宙中也存在這樣不斷滋生蔓延的暴力，對他們來說，或許都好過活在更寬廣但加倍不友善的「社會」。電影一開場，男學生張誠面對警方調查，想求助卻盡是被誤會與輕視，便道盡他們的雙重失聲、強烈的無助與過於早熟的深沈憤怒。
因此《無聲》必須、必然要有開放性的結局。編導柯貞年在我觀影的那場映後座談中提到，開放性結局的設計是進一步省思的邀請，刺激我們檢視更龐大、更全面的暴力傳遞模式。我卻認為，《無聲》開放性結局更像是一種控訴，向暴力的始作俑者、姑息的官僚體系、以及麻木偽善的「社會」發出青澀、安靜卻無比沈痛的怒吼。我甚至猜想，這樣的《無聲》或許也要藉劉冠廷飾演的聽人教師，使我們逼視自己的良知與道德勇氣，而去追問自己，身在體制中，我們能盡多少努力，去貫徹我們每每掛在嘴上的真理與正義。
我相信，柯貞年在《無聲》的創作野心與格局，可能比她含蓄的QA說明更龐大。她在《無聲》所掌握的故事節奏與走向，高度戲劇張力與穿透力強的驚悚氣息，超越操作明星優勢、企圖在某個層次上尋求溫暖與和解的《寒蟬效應》，也因而給人難以喘息的壓迫感與真實感。柯貞年在操作驚悚效果的高明之處，除了大量使用黑夜場景與陰冷色調，更以加倍放大的環境音效，讓我們這些聽人能以聲音去感受那十足逼人的緊張氣息。那是失聰者不會感受到、獨屬於聽人的壓力來源；放在《無聲》這樣探討失聰學生多重弱勢的作品中，有種不落文字的諷刺與批判。《無聲》也因此讓聲音成為演員，從而入圍今年金馬音效獎項，為電影的聲音表演做了極佳示範。
*「聽人」一詞，根據《無聲》電影的說法，是相對於聾人、意指聽覺正常的人。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