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 06, 2020

看片小記 親愛的小孩 (Son-Mother, 2019)

號稱首部以伊朗受國際經濟制裁為背景的《親愛的小孩》,講述一個令人十足愀心的故事。由於經濟制裁導致營運不善,工廠屢屢處於裁員危機。在工廠工作維持生計、勉力養活兩幼子的單親媽媽,因為窮追不捨的交通車司機而飽受流言之苦,又因為維生不易,最後選擇二嫁。然而,由於交通車司機也是再婚,而家中未成年的獨生女不宜與新嫁婦的年幼長子同住屋簷下,交通車司機要求長子先另覓他處居住兩、三年,待獨生女出嫁後再接回來團聚。

小男孩於是成為兩個成年人再組家庭的犧牲品,被暗渡陳倉到啟聰學校當幽靈人口,「暫住」在啟聰學校。小男孩堅信媽媽會信守承諾,在十天後來接他回家,卻在十天、二十天仍等不到媽媽,逃出啟聰學校見到繼父後,得知無緣見到母親、又不知能遠走何方,最後還是只能回到啟聰學校,繼續他絕望的無盡等待。

《親愛的小孩》有相當鮮明的伊朗新浪潮痕跡,深植於社會現實的故事、關注弱勢的人道關懷、奠基於寫實主義的美學準則,即使在影像科技精進與鏡頭語言細緻如今日,都不偏離阿巴斯以來的美學與政治精神。本片以前後兩篇章,將直線敘事對等地切出母親與幼子兩支流,不擾亂時間軸卻切割出兩個空間、兩條故事軸、兩種觀點、也是兩種艱難處境與兩種掙扎。

有別於其他伊朗或伊斯蘭地區類似題材的電影,《親愛的小孩》將伊斯蘭父權社會的性別文化下體制化暴力的受害者/弱勢從女性擴充到廣義的弱勢性別:當成年女子面臨兩難的決定,不論如何取捨,總有人必須犧牲。《親愛的小孩》前半段讓我們看到單親媽媽於自主自立但活得辛苦與再嫁而有歸宿的兩難之間,飽受磨難與近乎絕望的掙扎;然而,電影後半段轉入小男孩在啟聰學校的生活後,卻讓我們看到那無間地獄般的孤絕煎熬,無疑是更深的絕望。不論電影前半段裡媽媽如何表現出護衛骨肉的愛與決心,一旦選擇了再嫁便是將主導權讓渡給夫家,而這在小男孩的世界中,其意義等同於遺棄。無奈的是這一切都由成年男子單方面、粗暴地決定,即使小男孩的繼父看似真誠和善,對於小男孩來說都是一個接一個的謊言、一次又一次的背叛。

《親愛的小孩》難稱傑作,即使以90分鐘的篇幅,節奏掌握與情節鋪陳間仍稍嫌緩慢冗長。但這部良心之作聚焦於伊斯蘭社會中兒童面對的獨特處境,尤其是細膩刻劃啟聰學校作為棄兒終結站的現象,不落言詮的現實殘酷,情感後座力撼人。本片魅力有別於《何處是我朋友的家》(1987)、《誰能帶我回家》(1997)等溫情取向之作,不以討喜吸引觀眾,而以平實冷靜的悲憫,靜靜凝視棄兒的無助與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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