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力衰竭,對國內新一代的電影人來說確實有些難堪,但這等稍嫌苛刻的評價卻並非無的放矢。平心而論,不僅是非商業取向的作品,即使是向商業靠攏的娛樂片,也在過度消費本土台式通俗喜劇下,逐漸面臨創意乾涸的窘境。
耐人尋味、或許也不太令人意外的是,幾乎所有排上院線的國片,都有國片輔導金的補助。就去年來說,獲得輔導金而拍攝完成並上映的作品,至少有《寒蟬效應》(1400萬;另一筆資料顯示為1120萬,確切數字待查證)、《鐵獅玉玲瓏》(800萬)、《共犯》(800萬)、《對面的女孩殺過來》(500萬)、《甜蜜殺機》(400萬);在另一份更詳盡的名單中,還有《迴光奏鳴曲》(80萬)、《行動代號:孫中山》(200萬)、《活路》(250萬)、《相愛的七種設計》(80萬)、《大稻埕》(610餘萬)、《KANO》(1125萬)、《極光之愛》(800萬)、《時下暴力》(300萬)。從年度國片票房冠軍到獨立製片,這份輔導金補助名單大約全包了。
(註: 雖然說輔導金名單都是完全公開的,但文化部官網似乎不會保留歷史檔案。102年度第二梯次的長片輔導金名單,意外在臺南市政府文化局的影視支援中心網頁找到;103年度第一梯次的長片輔導金名單,則出現在台灣電影網網頁。至於收集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各年度的補助款項列表,可以在官網的行政公開資訊項下的「支付或接受之補助」找到近三年的資料。)
那麼,這意思是輔導金政策一體適用、公正無私嗎?倒也未必,細看仍有些端倪。除去少數幾部娛樂性質較弱但高額補助的商業片如《寒蟬效應》、《共犯》,商業色彩較稀薄的國片所獲得的輔導金都明顯偏低,反而標準娛樂片如《鐵獅玉玲瓏》與《大稻埕》得到的補助相較之下數以倍計,至於票房冠軍《KANO》榮寵備至、得到上千萬補助,更是超過《相愛的七種設計》十倍有餘。這種有票房潛力的得到較多補助、更需要補助得以存活的獨立製片反而要不到錢的怪現象,已成為近年來補助金政策的症候;影評人何瑞珠更是一舉掀翻朱延平鯨吞輔導金、卻對提升國片產業與美學幾無貢獻的「醜聞」。如果說輔導金用來補助有票房潛力的作品,具實驗性、前衛或有爭議性的電影反而無法受到輔導金的挹注,從投資觀點來看並不算錯。文化部對影視娛樂事業的各式獎勵款不少,輔導金只是其中一項,其它如映演補助、影展獎勵等,名目繁多且金額多寡不一。輔導金或官方補助的政策淪為名牌大導的地盤,變相排擠新銳或獨立電影工作者原來就已經少得可憐的資源,是多年來輔導金政策最為人詬病之處。
事實上,輔導金政策實行二十多年來爭議不少,如今對國內電影產業究竟仍是福音、或已然成為一場災難,是另外一個問題,應分別討論;但無論如何,行政單位在輔導、補助、或扶持國內電影產業的努力上,為商業與創作之外的第三個環節,彼此牽動,或相輔相成、或牽制掣肘,其實是有關連的。但即是奉行市場法則的美國,也有豐沛的政府資源,扶植好萊塢體制外的電影工業發展,回頭看咱們政府究竟做了甚麼努力,才真正讓關心國片的人憂憤交加。
除了輔導金政策窠臼已深,去年關於國片產業的政府作為,我個人最最無法理解、也不能諒解的,莫過於一件簡單無比的事,便是數位修復。近年來數位修復在各電影大國已成為一種文化寶藏的搶救運動,單單是去年夏天在紐約看了Chris Marker數位修復影展,就對法國對這位電影散文大家的作品如此積極,感到不小的震撼。而台灣的影迷朋友,想必也對先後兩次的小津安二郎作品的數位修復影展記憶猶新;如今黑澤明的十部數位修復作品浩蕩登台,也正熱烈上映中。反觀國片呢?去年改制掛牌的國家電影中心,其中一項大張旗鼓的計劃,便是電影數位修復,早從五、六年前,以每年千萬規模的預算,開啟「臺灣電影數位修復計畫」。
成果呢?記憶中,過去五年來只辦過兩次售票放映的數位修復影展,分別是民國百年、以台北為主題的《戀戀風塵》、《恐怖分子》、《愛情萬歲》、《熱帶魚》、《徵婚啟事》、《飲食男女》等六部作品聯合影展,以及李安的「父親三部曲」在2013年舉辦的數位修復影展。除此之外,只有去年七月以限場次贈票的方式,舉辦為期僅兩天的「加貝影展」,以及散見國內各現有影展、以單場放映的方式,先後讓《彩雲飛》、《春寒》、《玉卿嫂》、《喜怒哀樂》等作品與觀眾打招呼。
乍看之下似乎國家電影中心動作很多,對國片的數位修復工作投注許多資源與心力。然而,以國家電影中心的指導單位、也就是文化部的能力與資源來看,我認為這點成績不但遠遠不如期望,甚至相當難堪。如果說文化部墨守成規、不思突破,導致輔導金政策如爛泥,無法有效發揮鼓勵新秀與前衛大膽電影創作的功能,那麼,數位修復應該是現成最好作成績的政策了。畢竟,除去版權問題不談,文化部只需要出錢,讓國內滿地都是的電腦專才,一步一腳印的進行老國片的數位修復工作,並且定期推出成果展,對外進行數位修復國片的公開放映,並且發行DVD,任誰都會立刻肯定這項善舉。而這也是文化部最能輕而易舉贏得掌聲的政策。
而文化部做了甚麼?除了一場限量贈票影展以及彷彿交差了事的單場影展放映之外,可說甚麼都沒有。去年升格掛牌的國家電影中心,依然窩居在台北市青島東路的公寓大樓,徒有一面嚇人的招牌與改版的電影欣賞雜誌,新上任的館長林文淇教授等於赤手空拳、有志難伸。眼看小津、黑澤等日本大師的數位修復作品先後在台北售票上映,數位修復的經典國片為何苦等數年,仍無法有同等規格的商業放映活動,令人困惑、錯愕、甚至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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