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西城，新故事

西城故事 (West Side Story, 2021)

史蒂芬史匹柏的新作《西城故事》開場是個偽長推鏡，帶出宛如戰後廢墟的瓦礫破房，鏡頭接著帶到一個建案看板：林肯中心。這裡是曼哈頓，靠近中央公園的西南角，時間是1950年代中期，紐約市正要對這一區進行大規模都市更新，掃除勞工階層與移民充斥的社區。而這上下十街區的「貧民窟」，主要由波蘭裔住民與新近的波多黎各移民佔據，雙方各有少年幫派，地盤爭奪之戰也是族裔之仇。

當然，所有老影迷都知道《西城故事》的典故：它是同名經典歌舞片的舊片重拍，以莎士比亞經典故事為原型，拍出現代都會移民版本的《羅密歐與茱麗葉》。

但史蒂芬史匹柏重拍的《西城故事》，在開場的長推鏡與緊接著十五分鐘的歌舞戲，便具體而微展現本片與經典舊作的異同：有別於1961年《西城故事》忠於莎士比亞原作、始終將幫派嫌隙與愛情放在核心，新版藉開場十五分鐘突顯紐約市於二戰後加速的都市更新，即轉型為中產階級都會的時代脈絡，以及美國反覆出現的族裔歧見。曼哈頓的都市縉紳化與深植於美國社會的族裔政治，為這部《西城故事》底定具體而紮實的歷史基礎，也同時讓這部重拍版與當前的美國社會對話。

先談兩部《西城故事》的類同處。新版《西城故事》的歌舞橋段，無疑是向舊版致敬：它刻意復古，從音樂、包括樂器的使用，舞蹈的肢體語言與動作，甚至是費心做舊、篩色後的影像質感等鏡頭語言，都直接跳過半世紀的好萊塢歌舞片美學發展，去還原1960年代的影音表現。本片向經典致敬以重現舊版夢幻般華麗歌舞的方式，幾近偏執：根據IMDB的說法，攝影Janusz Kaminski盡可能完美複製舊版的光線使用與視覺風格，也找回自原始版本舞台劇與舊版電影便編寫歌詞的Stephen Sondheim來為新版的歌詞微調，更找回舊版電影裡的卡司如Rita Moreno。而Rita Moreno在接演新版《西城故事》時已高齡89。

如此極致復刻的新版《西城故事》，顯然是給老派歌舞片迷的情書。但這無疑也是好萊塢電影工業展現強大資本實力使然，才能容許史蒂芬史匹柏如此任性，打造重現整個戰後曼哈頓西城的街區場景，以超越電腦動畫的真實感創造無可比擬的影像魅力。而也只有史蒂芬史匹柏獨特的天真與浪漫，才能重現那個幫派在族裔隔閡中逞兇鬥狠、都市更新洗刷地景與階級、所有人卻還能保留或真摯或單純的純粹情感的影像世界。

但《西城故事》卻又不僅僅是復古風與愛恨情仇。更甚於1961年版《西城故事》朦朧而舞台感強烈的情境，貫穿整部新版《西城故事》的種族政治與衝突表現得如此鮮明而尖銳，就告訴我們這部片也在與當今美國社會對話。同時，此片通篇將貧民窟與都市更新放在故事推展的核心，不僅為1961年版所無，也點出曼哈頓在二十世紀中葉快速轉型為中產階級都會的過程。這些都不斷提醒觀眾：族裔政治與都市地景的再造始終是一體兩面，但不論是地盤爭奪戰或族類仇恨，始終只是後台資本家遊戲的棋子。

(本片所有版本海報最愛這款)

而這些族裔仇恨與階級政治，都在電影一開場十五分鐘便隨噴射幫與鯊魚幫登場而清楚現形。看見此中脈絡鋪陳與史蒂芬史匹柏在片中苦苦相勸的爭鬥與殺戮之虛無，便能感佩新版《西城故事》突破舊版格局，已超越小巧單純的情愛與爭鬥。這使它在已然傑出的場景選擇、鏡頭運動與歌舞之上，更具二十一世紀的時代意義。1961年版《西城故事》有句關鍵台詞，雜貨店老闆Doc對Tony說Why do you kids live like there’s a war on?如果這是電影透過人物之口訴說對於冷戰或更早的兩次大戰的厭倦，那麼史蒂芬史匹柏的《西城故事》則是藉兩幫派亦是兩族裔不斷升溫激化的敵意、仇恨、最終導致兩敗俱傷，來投射今日美國依然尖銳的種族問題。本片堅持所有波多黎各人都必須採用拉美演員、也堅持所有西班牙文台詞不上字幕，在在展示史蒂芬史匹柏實現種族正義的苦心與誠意。同時，片中兩段發生在街頭的歌舞戲，分別突顯百廢待舉的都更街景與中下階層生活處境——電影特意讓警探道出他為市政府監督掃除貧民窟進度的任務，也費心挪動曲目，將America表演隨Anita與眾波多黎各女子走上街道，讓抗議強拆迫遷的住民舉牌畫面入鏡。

凡此種種，都是新版《西城故事》的苦口婆心，告誡美國內部始終尖銳卻也始終盲目的種族對立，伴隨愈趨嚴峻的階級衝突，徒然使社會一再付出慘痛代價。本片放大道德訴求與時代關懷，或許因此使羅密歐茱麗葉的原型愛情故事縮水，讓位給整個西城的族裔議題與街區遞嬗，但這樣的《西城故事》卻也因此更豐富飽滿，成為名符其實的西城故事。這也是我過去一年來看過的電影中，各環節最整齊、整體表現最出色的作品。

本片原該於2020年十二月上映，無奈疫情衝擊而延宕一整年，去年十二月在美國首映時，歪打正著與舊版《西城故事》時隔整整六十載，而史蒂芬史匹柏也適逢75高齡。巧也不巧，原劇作的作詞者Stephen Sondheim於首映前過世，而史蒂芬史匹柏於片尾致敬的父親Arnold Spielberg，則是在原定映期稍早，於2020年夏天辭世。可以說，史蒂芬史匹柏背負著許多人的見證與告別而推出此作；這也是據他自陳從小便心嚮往之、也許願要重拍的歌舞經典。而史蒂芬史匹柏以此歲數還能端出這等流暢飽滿、活力充沛、魅力無窮的歌舞片，成就足以與舊版《西城故事》並列、甚至凌駕其上。

《美國女孩》：從表演到觀看，兩層體認、兩種感受

說來惹人笑，瞧我煞有介事看待自己的大銀幕初登場，也不過是個臨演；何況《美國女孩》不是高規格大製作，大概也不會進入國片經典之林，實在沒必要浮誇若此。不過，這部作品在國片中確實有它一定的重要性：

《美國女孩》是第一部以2003年SARS爆發為主要背景的國片，特別是在武漢/新冠肺炎/COVID-19席捲全球的這兩年，本片出現時機之巧妙，戲裡戲外、前後近二十年兩相呼應，箇中多有耐人尋味處。

另一方面，《美國女孩》也是國片當中極少數著眼於母女關係的作品，縱使前有近例《孤味》(2020)，再舉大概也沒有夠具代表性的了。另外，本片也是少見以兒童或少年為觀點核心的國片，是標準的成長電影；如果沒記錯，國片上次以兒童或少年為主人翁的作品，已是近十年前的張作驥《暑假作業》(2013)。事實上，台灣新電影運動以來的國片，以少年或兒童為主人翁的作品寥寥可數，侯孝賢《冬冬的假期》(1984)、陳玉勳《熱帶魚》(1995)、陳潔瑤《只要我長大》(2016)，平均十年才一部。而《美國女孩》以少年視角切入母女關係，在國片史上更是極其罕見。

當然，這些和我擔任臨演沒什麼關係，只是沾光而已。那個上午短短幾小時的臨演經驗讓我臨場、最立即直接也深刻領悟到的，便是電影攝製過程的繁複龐雜與鏡頭表演的困難。每場戲需要幾顆鏡頭、如何擺設鏡位、如何打光、鏡頭裡要有哪些人事物、顏色如何佈置、人物如何表演；這些決定了最後我們在畫面中看到的影音構成。

而那是導演與劇組的工作。身為演員，當鏡頭在面前開機、導演喊開麥拉後，我們需要知道用怎樣的表情、眼神、情緒、說話節奏與抑揚頓挫、口條，對著導演要求的方向說出該說的台詞，還需要因導演要求，以不同方式或同樣方式重複表演數次，讓導演得以選擇最理想的take。我想起我的那句台詞，就拍了至少三次，除了自己的詮釋，其中導演還提供聲音表情的建議，希望能為戲劇張力找到更微妙的暗示與互動關係。

我算是幸運的，沒有NG之下只拍了三、四個take就搞定。即使如此，那次臨演經驗已讓我略感疲憊，比看艱澀深奧的哲學電影還有挑戰性。鏡頭前表演那種獨特的時間、空間要求，讓表演的情緒與狀態切割成各個片段、卻又不是完全裂成互不相連的碎片，而是要呼應鏡頭的位置和運動，做出那個時刻、那個戲劇情境裡所需要的表演，並且隨時可能中斷並重新開始。

光是想到必須持續不斷進行這種表演方式，就覺得根本一點都不輕鬆，很卡又虛脫。那次的臨演經驗，讓我對於「表演」大幅改觀。表演之困難，具體來說是鏡頭表演之困難，值得我們對絕大多數的專業演員肅然起敬。

有了這樣的經驗與心得，過一陣子觀看阮導傳來的《美國女孩》初剪版本時，來回擺盪在純觀影與片場經驗之間恍惚，一時還不太能完全專注。但我還是留意到光線明暗與節奏感的些許細膩處：之前提到過的打光，在電影完成後看來並不如原先以為的昏暗；而整體徐緩且安靜的節奏，也不至於冗長沈悶。當然，我的表演非常生澀，怎麼看都不自在。除此之外，看了兩個初剪版後，仍有些環節不確定，勢必將在電影上映後進戲院才能有更具體清楚的觀察。

原先《美國女孩》打算將檔期一直押到下個月、也就是二月，後來不知為何一口氣拉回12月初。該是主要演員打片時間能夠配合了，也可能是有預感會在金馬獎抱回幾座；果然，很受矚目的新導演獎和新演員獎都到手，攝影獎也順利領走，加上頒獎之前就有的觀眾票選等獎，為電影掙來許多媒體和輿論關注(甚至勝過最佳影片《瀑布》)。導演阮鳳儀瞬間成為焦點，她接受的各式媒體訪談，恐怕比全片所有明星級演員加起來的還多。

電影上院線的首週末，我就進戲院看了。從片場回到觀眾席，重返舒適圈又能認真看電影了。雖然從劇本、演出到初剪，已經對故事了然於心，在大銀幕上看，感受還是不同。我首先注意到的是光線的使用。之前提過拍攝時一直納悶為何現場總是昏暗，在大銀幕上領受沈浸式體驗後，我想我能理解如此安排的創作考量。《美國女孩》的明暗使用是有情感引導暗示的，我認為它要呼應故事主人翁芳儀的心境與整個家庭重新調適生活與面對母親罹癌的低迷，引導我們進入那個感性情境。事實上，整部《美國女孩》都偏灰暗，也符合故事所處的季節，一直要到幾乎最後面，畫面才明朗起來。

而影像中那略顯昏暗陳舊的新店，與其說寫實，或許更是寫意，召喚的是阮鳳儀自己記憶中的「老」新店，不盡然是她曾經生活過的那個世紀初新店。這影像再現的策略是否借用自侯孝賢，倒說不準，但我在觀影過程中確實常常從幾個剪接或畫面構成強烈感受到台灣新電影時期的氣息，有楊德昌鏡頭下台北的冷冽現實感，也有侯孝賢的色溫與人味。

《美國女孩》以少女成長與罹癌母親為兩條主軸，而全片最觸動我的一場戲是芳儀被父親甩了一巴掌之後從家裡奪門而出，搭公車到淡水馬場找她的Splash那一段。馬所象徵脫韁奔騰的自由意象貫穿全片，從芳儀回到新店房內拿出的照片與馬蹄鐵，到她時時掛在嘴邊的horse camp，到課本裡的連環跑馬塗鴉，無一不在提醒觀眾她有多不情願「回」到台灣。

這樣身不由己的情緒和她對自由的嚮往終於在馬場的那段戲達到高點。作為自由的符號，馬是個人追求的價值體現與情感投射，整個美國想像至此又都濃縮在同一點上：芳儀、馬、美國。看著芳儀近乎悲鳴地哀求那匹被她喚做Splash的馬帶她遠走而不能，芳儀和馬恍惚間合而為一，都是不自由。而重點不真在於美國，或馬，而是出走與自由；芳儀哭得多痛，出走的渴望與幻滅便有多強烈。

但這裡有個令人玩味的拉回。馬不配合芳儀的呼求，拒絕給套上韁索，固然是不跟隨陌生人走；但這彷彿也隱隱呼應芳儀的心情：牠/她是走不了、不能離開(can’t)，還是不願意(won’t)？拒絕給芳儀套上韁索的馬，代芳儀道出她尚不能領悟的羈絆，也讓本片有了重返主命題的敘事轉折，即家之歸屬，也才順著鋪陳出最後的和解與團圓。

就這點來說，《美國女孩》即使戲裡戲外都涮了一圈洋墨水，骨子裡還是很華人的，而且很有李安式的家庭觀：家庭是個人與集體、現代與傳統等東西方價值思維的折衝場域，並終將在親情的感性呼求中暫時擱置所有人際關係的張力與糾結，以接納或重新確認某種秩序。而這種想飛又飛不出、最後只能告訴自己不飛了，繞了一大圈總還是歸來、相親絞纏著相怨，話到口邊卻總哽著不說的糾結親情，正是李安早從《推手》(1991)便不斷反覆演練的情感倫理。

寫到這裡我才明白，《美國女孩》的影像美學或許有侯楊的手筆，但它的感性可能是很李安的。或許也正如此，《美國女孩》才能深深敲進許多觀眾的心坎。

*延伸閱讀：《美國女孩》與阮鳳儀的相關訪談真的很多，能報導的媒體大概都訪過一輪，這裡推薦我個人比較喜歡的幾篇；放映週報第704期以及報導者網站的專訪，前者有關於電影美學等創作考量的討論，後者則有幕前幕後的兩相映照與導演人生自剖，很可以是認識其影其人的參考。

臨演《美國女孩》手記

本(58)屆金馬獎入圍七項、最終奪最佳新導演、最佳新演員與最佳攝影獎，另獲觀眾票選最佳影片與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的黑馬《美國女孩》，對我來說有獨特意義。導演阮鳳儀不僅是多年私交，也因這層關係，我從《美國女孩》的劇本創作階段、甚至更早的「前傳」短片《姊姊》(2018)就近身觀察、間接參與了阮導演的創作歷程。

事實上，就在《美國女孩》拍攝期間，我更收到阮導演邀請，在片中演個有對白的小角色。這次臨演雖然不是我的第一次幕前演出，卻是我頭一次實際參與電影拍攝，哪怕只是一個上午、一場戲、銀幕時間不過一分多鐘，都是彌足珍貴的難得經驗。悶著頭看電影寫電影這些年，到了《美國女孩》才有第一次從讀劇本、演出、小螢幕看初剪、到大銀幕看成品，相對完整的歷練。雖然只是間接參與，雖然畢竟沒能體驗後製，總是第一次。

因此這篇關於《美國女孩》的種種，我想從拍攝/演出筆記開始談起。

去年某個天還未亮的清晨，我開車來到新北新店崇光女中。下了半夜的雨還留著雨絲，地面猶濕漉，我開著Google Map確保沒走錯。雖然在新店這一代度過童年，但畢竟是三十多年前的事，這裡開路起高樓，很多街景早不是兒時記憶。總算沒出差錯走進校門，沒浪費時間便找到拍攝團隊。那是個週末早晨，學校不上課，大清早還有人群聚集，九成不是學生。

我和負責聯繫的助理照了面，就被領進一間教室，搬開桌椅、架起單人帳篷，就地成為臨時的化妝與更衣間。事先準備了款式與顏色看起來都比較內斂、略顯保守的襯衫，以符合我飾演的人物身份；即使如此，還是給要求要換一條更老氣的格子紋路棉質長褲，化妝人員也來簡單俐落地梳化一番。只是個沒有特寫的臨演，妝不必太仔細。

梳化完畢，給帶到位於另個樓層的拍攝場地。也是間教室，工作人員大致都到齊，打光、攝影組、助理、導演都在；軌道已經架好，攝影機也就位，攝影組來回調整鏡位與燈光，場記、助理來回與導演確認細節，生氣勃勃的現場。不過，演員似乎都還沒進場。

因為和阮導略有私交，我就被帶到她身邊打個招呼。事實上，也是要套點招。雖然在受邀之初就知道自己大概要演的角色，但究竟是哪一場戲、人物背景資料、戲的內容、戲分輕重，一概不知；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台詞。阮導很熱情跟我打了招呼，向助理要來一杯熱拿鐵，將拍攝劇本塞給我，俐落地解釋這場戲、我的角色與台詞。噢，原來是有台詞的。雖然知道自己的角色一點也不重要，但我還是纏著導演問東問西，這角色的背景如何，在怎樣的脈絡與情境下說出這樣的話，又這句台詞需要怎樣的情緒與抑揚頓挫等聲音表情，等等。甚至對於穿在身上的衣物是否符合時代與情境要求這類細節，我都想一一確認過。

但說穿了這場戲其實不長，似乎也不是太關鍵的戲，我所飾演的角色自然不會、也無須太過獎就。簡單來說，這場戲有點像是一個過場，藉由林嘉欣飾演的媽媽與其他家長的對峙來點出女兒芳儀在班上的處境。這場戲的重要性還在於，原本關係一直緊繃的母女二人，經由這次插曲，巧妙地流露母親挺身而出捍衛女兒的親情。當然，戲裡的芳儀始終不會知道母親的這些。

雖然我和林嘉欣、張詩盈幾位金馬獎得主等級的演員同場，但我和她們沒有對手戲，倒是和飾演老師的夏于喬對上兩句話，也是我唯一的一句台詞。説不上針鋒相對，但場面有些緊張。這是場低氣壓的戲，情緒無法放鬆遊戲。或許是這原因，反而夏于喬、林嘉欣都吃了些螺絲。但整場戲拍下來，只有兩到三次NG。

我們這些不是鏡頭焦點的臨演，當然感覺不到那種緊張。在那個現場，我花最多時間相處的自然是其他臨演。那場戲的臨演，有「專業」臨演、經紀公司派來的簽約龍套演員，也有像我這樣的真正臨演。與我互動最多的那位，是崇光女中的學生家長，年紀和我相近的一位媽媽。她告訴我，因為這部片來學校拍攝，動用一些學生在片中演出，也順便請了這些學生的家長來參與，便有了這次的臨演機會。

在等待調燈光、調鏡位、補妝的漫長過程中，我和這位家長天南地北亂聊，從崇光的教學與校風、新店的居住環境，聊到她從中部北漂求學、後來落腳定居的人生軌跡。反正沒其他事可做，總是得殺時間。但這場亂聊很是這次拍戲經驗的加碼送，這位萍水相逢的朋友很樂意分享，我也聽得津津有味。

有我講台詞的那段戲最後才拍，中間很長的空檔就在殺時間亂聊度過。終於輪到那段戲，包括我講台詞，總共拍了不下十種不同的鏡位與鏡次；事實上，幾乎沒有一個take是一次就拍成，所有的鏡頭都拍了兩、三個take以上。還有，我也忍不住注意到，那個中間很長的空檔，還包括了相當長的一段暫停時間，整個劇組等候燈光組調整燈光。

對於導演尋找最理想的鏡頭語言而變換與重複嘗試鏡位鏡次，我不意外；我暗暗感到納罕的是，為什麼要大費周章調整燈光？而且重點是，當時室外陰雨的狀況下，室內光線相當不足，而整場戲卻沒有任何室內光源。為什麼不在室內架個哪怕只是微弱的光源也好？人的臉都一片黯淡，到時候銀幕上能發揮怎樣的戲劇作用？

看電影有幾分樣、卻對拍電影毫無經驗如我，當時沒能立即領悟箇中奧妙與這場戲乃至於整部電影的美學考量。一直要到看完初剪、甚至進戲院看大銀幕，才感受到並懂得貼近、欣賞阮導的創作思維。另外一點也是，我講台詞的那場戲拍完沒過多久，阮導宣布那場戲wrap，收工了。演員、劇組從現場一哄而散，阮導忙著當天接下來的行程，我也不好多逗留巴著閒聊，回到更衣室拿了東西，也沒和阮導好好道別，彷彿躲著什麼似地草草離開現場。

就這樣，我結束了寶貴的臨演半日行。進到崇光校門時天還未亮、濛濛細雨，離開時天仍陰霾、而雨已停，看看手機，是近午時分。

淺談金馬觀眾票選最佳影片獎

金馬獎在「後解嚴」時期以來的幾個重要變革，除了1996年改成優良華語片競賽，廣納世界各地華語電影同場競技，還有上篇提到、幾經更動而如今為表揚性質的「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獎之外，比較重要的新增獎項還有個1992年開設的「觀眾票選最佳影片」。

金馬「觀眾票選最佳影片」獎，顧名思義不是競賽性質，能不能算正式獎項，可能還有點爭議。畢竟，這座由金馬影展期間入場觀眾撕票根投票選出來的作品，會因為放映時段、影廳大小、入場人數等因素，而在起跑點就有不同的投票基數；同時，有明星加持或鐵粉力挺的作品，也容易衝票數。那麼這種標準較浮動的給獎標準，讓獎項意義比較像錦上添花性質的二次慶功或粉絲見面會，得獎實力等議題也就沒必要太在乎。

但反過來說，觀眾票選也是某種平反，讓根本沒入圍最佳影片的作品有機會突圍而出。「觀眾票選最佳影片」獎設立至今恰好滿三十年，除了1996年不知為何輪空，總共二十九部得獎作品中，高達二十七部作品都是最佳影片入圍作品，並且有十一部最終也同獲最高榮譽。兩部未獲最佳影片提名的得獎作品《新警察故事》(2004)和《面子》(Saving Face, 2004)，接連在2004與2005年贏得觀眾最高票。

至於過去三十年來同時獲選該年觀眾票選獎以及贏得金馬獎最佳影片的作品，羅列如下：

1992：無言的山丘

1993：囍宴

1995：女人四十

2002：美麗時光

2003：無間道

2009：不能沒有你

2010：當愛來的時候

2011：賽德克．巴萊

2017：血觀音

2018：大象席地而坐

2019：陽光普照

如果說觀眾票選與最佳影片兩獎通吃是實至名歸，那麼兩獎分家的狀況可說民意與評審菁英觀點的衝撞、大眾品味與藝術品味的抗衡嗎？根本未入圍最佳影片的《新警察故事》和《面子》就不用說了，其他幾個比較值得一提的例子還有：

1994年，吳念真首部導演作品《多桑》贏得觀眾青睞，但最佳影片則由威尼斯金獅獎作品、蔡明亮的《愛情萬歲》錦上添花。

1999年，觀眾將票投給張作驥融合魔幻寫實、濃烈江湖味、又帶著獨特文藝氣息的第二部劇情長片《黑暗之光》，卻由許鞍華《千言萬語》奪下她至今唯一的金馬最佳影片。

2001年的觀眾票選獎頒給關錦鵬堪稱第一部重要的中國背景同志題材作品《藍宇》，最佳影片則頒給另一位香港導演陳果的《榴槤飄飄》。

2008年，許多人視為台灣電影(再度)文藝復興的起點，觀眾票選獎作品《海角七號》不敵最佳影片《投名狀》，魏德聖相當有風度口頭服輸，這口氣他會在三年後討回來。

接下來2012到2014連續三年的兩獎分家作品，同樣有類似的對峙意味：2012年觀眾票選《女朋友．男朋友》與最佳影片《神探亨特張》；2013年觀眾票選《一代宗師》與最佳影片《爸媽不在家》大概是近年最讓人「津津樂道」的對峙；2014年觀眾票選《KANO》與最佳影片《推拿》也是一種對峙。而2015年觀眾票選獎給了相當小眾的賈樟柯《山河故人》，最佳影片由侯孝賢《刺客聶隱娘》贏得，則有點鐵粉硬挺對決台灣新電影門神的趣味；2016年觀眾票選馮小剛《我不是潘金蓮》與最佳影片《八月》，卻有內地對打的另一種「趣味」。

順道一提：2018年胡波《大象席地而坐》同獲最佳影片與觀眾票選雙獎，是近年中國電影在金馬獎的最後盛世了。隔年，中國政府開始禁止國內電影來金馬，金馬獎瞬間成為台灣電影同樂會，零星點綴幾部香港及東南亞華語片。但2019金馬獎也不是毫無話題，《返校》造成的票房旋風與重返白色恐怖歷史，蔡明亮《你的臉》奪紀錄片獎、讓蔡成為金馬獎史上第一位同時獲得最佳劇情片與最佳紀錄片的導演，《陽光普照》的震盪與療癒，都各有特殊意義。

而今年第58屆金馬獎的最佳影片由鍾孟宏以《瀑布》相隔兩年再度攻頂成功，觀眾票選獎則讓奪最佳新導演獎的新秀阮鳳儀《美國女孩》。坊間似乎有個說法，《美國女孩》比《瀑布》好看。好看與否見仁見智，但《美國女孩》的媒體效應與暖心故事，確實有些強壓《瀑布》的氣勢。不諱言，我也較偏愛《美國女孩》，但這是難免私心的緣故。至於怎麼個「私心」法，留待往後再談。

淺談金馬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獎

今年金馬獎為第58屆，不過自1962年創立至今剛好滿六十年，算是歷史里程碑。六十載以來，戒嚴體制下的金馬獎有過為服務政治而特別設計的獎項，歷經幾次轉型革新後，如今也有些表彰性質的特殊獎項。比如說我個人認為意義不同凡響的「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

這獎項在1997創設之初叫做「評審團特別獎」，接下來歷經許多名稱與頒獎性質的改動：2001年改為「評審團個人特別獎」、2002年又改為「年度最佳台灣電影工作者」獎、2006年起改變為競賽性質的「福爾摩沙個人獎」，到2007年再微調回「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獎而終於沿用至今，並且在2014年起恢復非競賽獎項。十年內改了四次名，也算是金馬獎史的紀錄了。

在這獎項的前幾年，獲頒的電影工作者幾乎都是導演、攝影師、剪接師或演員之類的編導團隊核心要員，舉凡首次得此獎的何平以及接下來的劉若英、黃明川等，大約都是如此。這些幕後工作者即使得到這非競賽也非重要獎項，鼓勵性質就算無法證明「實力」，也相當夠面子了。

重點來了。十年前的2011年金馬「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獎，將當時還是競賽類型的這項獎頒給了以《賽德克．巴萊》入圍的王偉六。我還記得當時現場一片沸騰，電視轉播將畫面帶到楊貴媚等重量級演員熱情激烈的歡呼聲。王偉六是何許人？我根本沒聽過這麼一號人物，只記得當時電視轉播在王偉六走向舞台時介紹他是從業二、三十年的「場務」。

對我來說，那是金馬獎的歷史性時刻。在接下來的十年，重新改回鼓勵表彰、非競賽性質的金馬「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獎，陸續還頒給幾位幕前藉藉無名、但對於電影產業持續默默貢獻的幕後技術人才，如2017年以《目擊者》、《自畫像》兩部作品的成績頒給資深音效師胡定一；2018年頒給以《小美》、《引爆點》、《幸福城市》三部作品得獎的跟焦師劉三郎；去年此獎以追封的紀念性質頒給憑《逃出立法院》、《刻在你心底的名字》、《消失的情人節》得獎、卻甫辭世的資深電工彭仁孟。至於日前才舉辦的本屆金馬獎，則將「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獎，頒給以《緝魂》獲獎的俗稱漆工的「質感師」陳新發。

如果說設有錄音獎項的金馬獎，於2017年將傑出電影工作者獎頒給屆退休之年的胡定一，有那麼點終身成就獎的意味，那麼不論是場務、跟焦、電工或漆工，不但是電影現場的技術人員，也是一般電影獎不會特地設置獎項的技術環節。但只要對電影攝製有一點基本認識，就知道這些都是看似細微但根本不可少的技術環節，彷彿介於攝影、美術設計、場景設計等範疇，卻又難籠統歸類其中。然而他們的默默耕耘就往往給埋沒在電影推出後的賣座數字、明星魅力、特效震撼等光環裡，卻又無法像其他幕後技術人員，還能享有電影獎的肯定。

就這點來說，金馬「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獎在後來這幾年頒獎趨勢的轉向，雖不無心理補償的象徵意義，卻也終於發揮了這個特殊獎項的真正價值，讓電影工業裡的草根人物有機會站到台前，享受哪怕是那麼點燈光熱力與掌聲。此獎也提醒我們一件事：電影在許多意義上終究是集體合作的手工業，從構思、編劇、籌備集資、表演現場到後製與發行映演所有步驟，都是電影之為電影的所有意義，即使是進入電腦製作的數位年代，都需要相當勞心勞力，毫無仰賴機械自動化的僥倖怠惰。

而金馬獎願意跨出藝術至上或產業掛帥的光環，將電影獎的榮耀與基礎技術人共享，該是當今世界主要電影獎未曾見的難得姿態。我為此深深感動與驕傲，也期待未來金馬「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獎，能持續發揮創意，將獎項頒給其他為台灣電影默默耕耘付出的電影人。

*延伸閱讀：以上提到的資深影人，若不是因為金馬獲獎而隨之有媒體報導，恐怕茫茫網海都未必找得到資料。王偉六很幸運地在「台灣電影網」有自己的網頁，陳新發也有若干報導面世，如刊登在《數位時代》網站的文章。至於其他相關網頁資源，就請鄉親手腳勤勞，自己找了。

看片小記 洛基恐怖秀 (The Rocky Horror Picture Show, 1975)

(據說是首發海報，非常古典含蓄)

拜室友之邀，終於補課完成，看了號稱邪典之后的《洛基恐怖秀》。

這部擁有號稱史上放映最久(1976年美國上映至今未曾中斷、連續46年放映並持續翻新紀錄)，寶島的金馬奇幻影展每年必映也場場秒殺等多項紀錄的傳奇作品，真的可以用導演「到底嗑了什麼」來總結觀影心得。即使是旅居美國十年、大可租片DVD便搞定的功課，就是這麼一再疏懶錯過，什麼藉口都沒用。當年為什麼會這樣一直錯過呢？這肯定是我至今看過最ㄎㄧㄤ、最妖、如此狂放挑釁卻又認真得有點可愛的作品，恐怕往後也難有作品能超越它的狂放不羈。

關於《洛基恐怖秀》的傳奇背後，相關資料與討論已經太多，像是50分鐘舞台劇改編電影、原卡司銀幕演出、初放映無人聞問、校園巡演及午夜場開始翻紅、最後一路邁進邪典殿堂至今高居神壇之巔，這些歷史都是影迷常識了。看著片中當年稚嫩青春的臉孔，後來成為銀幕上或音樂界的熟面孔，像是Susan Sarandon、Meat Loaf，我甚至要到Tim Curry後來卸下濃妝，才驚異不已地認出他，完全無法想像那樣張狂表演，居然是他的銀幕初登場。但片中卡司後來在幕前真正有聲有色的，也好像就這三位，彷彿眾人皆隨本片驚鴻一瞥，不免可惜。

《洛基恐怖秀》特意援引早期低成本科幻與恐怖片、以至於本身也成為B級片規格，上映之初或許難獲賞識，但如今都讓人津津樂道。片中的科學怪人與太空科幻元素，加上雌雄扮裝/同體博士、所創造的金髮猛男怪物/玩物所混雜的妖嬈、大膽挑釁的跨性別表態，直指當時正點燃整個西方社會的性別/同志平權運動；它在美學形式與敘事風格的使勁惡搞，也走在翻攪正典、歌頌次文化的後現代美學政治之先。這或許也說明了本片半世紀以來不減的魅力，因為叛逆挑釁、張狂自得的《洛基恐怖秀》，正是時代產物。

而這些元素還收攏在標準歌德恐怖文學的敘事模式，更加上典型歌舞片的架構，令人目不暇給、眼花撩亂。《洛基恐怖秀》還順勢嘲諷二十世紀中期美國社會保守深處、(不無刻板印象的)鄉鎮地區的純樸，也對當時美國通俗文化裡的校園甜心元素、早期搖滾樂略表致敬。Meat Loaf穿著皮衣、駕重機驚奇出場演唱貓王風格搖滾曲目的片段，頗有飛來一筆但不知所云的突兀，但一氣呵成的表演與動感十足的音樂，足以讓人忽略這突兀。甚至可以說，《洛基恐怖秀》的造型還啟迪了日後的《火爆浪子》(Grease, 1978)呢？

《洛基恐怖秀》玩得兇、玩得猛也玩得漂亮盡興，更示範了「邪典」的惡搞魅力與高度。放眼今日動輒貼上「邪典」標籤、卻既不狂放也不挑釁的作品，不免如此想，邪典也不是誰都玩得來的。這麼說吧，《洛基恐怖秀》於2005年獲得National Film Registry登錄美國國家圖書館典藏，有幾部邪典能得此殊榮？最接近的大約是《謀殺綠腳趾》(The Big Lebowski, 1998)和仍無緣得見的《獵人之夜》(The Night of the Hunter, 1955)了。

漫遊羅馬，絕美浮世

絕美之城 (La grande bellezza, 2013)

囊括2014年金球獎與奧斯卡外語片獎、2013年歐洲電影獎最佳導演與最佳歐洲電影獎在內達60座大小獎項的《絕美之城》，國內的標準商業媒體行銷文案著眼於影片遍覽古城羅馬景致，較深入的文本討論則有故事主人翁Jep人生回顧與羅馬漫遊相互輝映的說法；也有從本片搜羅的八大藝術面面觀，來審視電影與城市對時間的追憶與省思。

這部我個人心目中的神作，講究、唯美且多變的鏡頭運動打造令人驚嘆的影像美學，同時不無自嘲地譏諷時下中產階級的膚淺浮華、虛偽媚俗的做作。但《絕美之城》更迷人的是它的情感，在譏嘲諷刺這虛華浮世的同時，以濃烈的惆悵與眷戀哀悼某種優雅的消逝。古羅馬廢墟般的遠去的青春年華，封存在博物館間、殘存在斗室裡的貴族餘暈，無人真正關注與欣賞、徒留自嘲的文字遊戲的「寫作」；140分鐘的《絕美之城》是對於羅馬的深情凝望，卻也無疑是一曲無盡憂傷的輓歌。這是《絕美之城》給我的感受，多年來深陷於那濃烈的哀情愁思，每每觀之仍難以自拔。

近日再看《絕美之城》，忍不住納悶一件事：這部由主人翁Jep漫遊羅馬所構築的城市光影，何以似乎少有論述從班雅明的「漫遊」(flânerie)來探討這部作品？就我所知，以城市為主要背景的電影千萬，但以城市為主題的電影卻不多；《絕美之城》雖以Jep為主人翁，電影隨他的雙眼遍覽古城羅馬的文化風景，毋寧也是羅馬向Jep展示其空間、或古怪或妖異的時下風尚、浪漫過往的吉光片羽、隱藏的歷史餘暉。在這人與城市的雙向交流中，Jep漫遊羅馬街頭，看似漫不經心的旁觀、實則細細品嚐，見證了這些日夜今昔的風景。

Jep那漫不經心卻顯然在做功課的漫遊，無疑是戲劇化的安排，藉此展現千年古城的今昔景緻。Jep的羅馬漫遊更宛如對班雅明的「漫遊」觀遙相應和。班雅明將「漫遊」理解為看似閒晃、實則仔細觀視深刻體察的街頭遊歷，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歐洲城市如巴黎，雖然需要中產階級的閒情逸致，卻同時需要學者般的專注與藝術家的感受力，去發現、挖掘出城市中的驚奇與秘密。班雅明的參考來源波特萊爾對巴黎的「漫遊」心得集驚嘆、歡愉、悲戚等感受於一身；老年將至的Jep漫遊羅馬，在悠閒自適的姿態下，也交雜著困惑、愉悅、感嘆、憫然等情懷。

(永恆之城的絕世美景，優雅的衣著品味與身影：精心佈局打造的浪漫)

至於班雅明怎麼看羅馬，有一段耐人尋味的文字，出現在他1929年首度發表的"The Return of the Flâneur"這篇文章。這段文字先是提到「漫遊者」乃創生於巴黎，緊接著自問自答何以漫遊者未在羅馬出現。這場自問自答更像嘲諷：班雅明說，羅馬充斥的神廟、封閉的廣場、商店招牌、過多的光輝歷史與倥傯；這城市塞了過多的垃圾——班雅明如此形容，使得漫遊者樂於將古城讓給觀光客。這樣的漫遊者也樂於將羅馬給他的所有關於藝術家聚落、顯赫王族的宮殿等知識，用來交換哪怕只是一個風化破舊門檻的氣息、或是一片磚瓦的撫觸。

班雅明對羅馬如此刻薄乃至鄙夷，斥之為觀光客流連、商店迎合的媚俗之地，或許和當時巴黎的絕代風華有關。兩相對比之下，巴黎之於班雅明無疑還是個相當有活力、屬於巴黎人的城市；但由觀光客造訪、讚嘆的羅馬，卻已是歷史陳跡，死去的那個千年古城羅馬。

這麼說當然很不公平，況且班雅明對羅馬言盡於此，至少在那篇文章裡不再提起。但羅馬這座永恆之城，或許真的因充斥遊客、為了迎合遊客喜好，竟爾變得嗆俗而盡失雅緻。這可能是《絕美之城》以日本觀光客開場的諷喻，也可能是從外地來的劇作家最終選擇歸鄉的原因，更可能是Jep漫遊羅馬總擺脫不了惆悵的由來。畢竟，就連羅馬的羅馬人都媚俗、拜物、膚淺、虛假不堪，這城市還值得留戀嗎？

英國約克大學學者Temenuga Trifonova有篇精彩的長文，深入探討羅馬、《絕美之城》、費里尼《生活的甜蜜》(La dolce vita, 1960)與「漫遊」。文中一段提到「歸去」隱約而為《絕美之城》各人物的結局，包括Jep自己，所有人的移動軌跡最後都拋向了遠方、或彼世，留在永恆之城的只剩破落貴族或頹倒廢墟，也無一不是今日羅馬人的心靈寫照。而這回歸或許也是導演Paul Sorrentino長年旅居羅馬的某種自況。漫遊有點像旅居，遠望總是為了回眸，出航之後才要開始懷鄉；漫遊或旅居，都是向熟悉的那彼岸遙遙招手，異鄉遊子特別能體會這樣的心情。而Jep帶著不無憑弔之情漫遊羅馬街頭，最後也回歸了，卻如文中所述，他所漫遊的不是空間意義上的羅馬街道，而是時間意義上的羅馬，這座Jep旅居半生的城市之記憶甬道。Jep最後回到他與初戀情人的那個夏天，從而找到重新開始寫作的力量。

就這點來說，雖然這篇文章認為《絕美之城》同時想要與漫遊者和遊客對話，但或許前者更多些。的確，本片總免不了它的耽美影像而略顯陳腔濫調：那影像跟著Jep穿梭在羅馬景致迷人的地點，加上精巧的鏡頭語言與搭配中產階級的浪蕩生活，《絕美之城》展現的並非尋常市民生活的羅馬。這樣的漫遊者無法和波特萊爾逛遍巴黎的漫遊者相提並論，Jep終究是自戀、品味講究、墮落腐爛也要優雅唯美的城市漫遊者；而這樣的漫遊者只會流連在特定的城市角落、也只會有特定的觀看方式。

如果說《絕美之城》欠缺對於羅馬空間政治如階級、邊陲、資本全球化等面向的批判性思考，這批評並沒有問題。就這點來說，深入到羅馬較沒那麼光鮮角落的《生活的甜蜜》，確實展現費里尼的開闊眼界，相對之下也暴露《絕美之城》影像的強烈戀物情調，幾乎到了淫穢的程度。但《絕美之城》透過Jep這樣自戀自溺的中產階級知識份子，來憑弔他曾鍾愛的那細緻優雅的羅馬之消逝，則電影也就是關於美以及悲嘆美之遠逝，哪怕這哀嘆總有些矯情造作，至少它懂得自嘲，看見中產階級文化的空洞與虛幻。而《絕美之城》以漫遊來完成這趟Jep的緬懷與重生，也就有了它動人的視覺與情感力量。

*延伸閱讀：有個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of Italian Cinema網站，有篇發表於2019年的文章，整理了《絕美之城》各國主要影評的大致褒貶，可粗略得知這部作品在各地受歡迎或批評的狀況。顯然這部作品引起不少討論，本片在義大利乃至國際影壇的地位，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