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獎項在1997創設之初叫做「評審團特別獎」，接下來歷經許多名稱與頒獎性質的改動：2001年改為「評審團個人特別獎」、2002年又改為「年度最佳台灣電影工作者」獎、2006年起改變為競賽性質的「福爾摩沙個人獎」，到2007年再微調回「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獎而終於沿用至今，並且在2014年起恢復非競賽獎項。十年內改了四次名，也算是金馬獎史的紀錄了。
在這獎項的前幾年，獲頒的電影工作者幾乎都是導演、攝影師、剪接師或演員之類的編導團隊核心要員，舉凡首次得此獎的何平以及接下來的劉若英、黃明川等，大約都是如此。這些幕後工作者即使得到這非競賽也非重要獎項，鼓勵性質就算無法證明「實力」，也相當夠面子了。
重點來了。十年前的2011年金馬「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獎，將當時還是競賽類型的這項獎頒給了以《賽德克．巴萊》入圍的王偉六。我還記得當時現場一片沸騰，電視轉播將畫面帶到楊貴媚等重量級演員熱情激烈的歡呼聲。王偉六是何許人？我根本沒聽過這麼一號人物，只記得當時電視轉播在王偉六走向舞台時介紹他是從業二、三十年的「場務」。
對我來說，那是金馬獎的歷史性時刻。在接下來的十年，重新改回鼓勵表彰、非競賽性質的金馬「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獎，陸續還頒給幾位幕前藉藉無名、但對於電影產業持續默默貢獻的幕後技術人才，如2017年以《目擊者》、《自畫像》兩部作品的成績頒給資深音效師胡定一；2018年頒給以《小美》、《引爆點》、《幸福城市》三部作品得獎的跟焦師劉三郎；去年此獎以追封的紀念性質頒給憑《逃出立法院》、《刻在你心底的名字》、《消失的情人節》得獎、卻甫辭世的資深電工彭仁孟。至於日前才舉辦的本屆金馬獎，則將「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獎，頒給以《緝魂》獲獎的俗稱漆工的「質感師」陳新發。
如果說設有錄音獎項的金馬獎，於2017年將傑出電影工作者獎頒給屆退休之年的胡定一，有那麼點終身成就獎的意味，那麼不論是場務、跟焦、電工或漆工，不但是電影現場的技術人員，也是一般電影獎不會特地設置獎項的技術環節。但只要對電影攝製有一點基本認識，就知道這些都是看似細微但根本不可少的技術環節，彷彿介於攝影、美術設計、場景設計等範疇，卻又難籠統歸類其中。然而他們的默默耕耘就往往給埋沒在電影推出後的賣座數字、明星魅力、特效震撼等光環裡，卻又無法像其他幕後技術人員，還能享有電影獎的肯定。
就這點來說，金馬「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獎在後來這幾年頒獎趨勢的轉向，雖不無心理補償的象徵意義，卻也終於發揮了這個特殊獎項的真正價值，讓電影工業裡的草根人物有機會站到台前，享受哪怕是那麼點燈光熱力與掌聲。此獎也提醒我們一件事：電影在許多意義上終究是集體合作的手工業，從構思、編劇、籌備集資、表演現場到後製與發行映演所有步驟，都是電影之為電影的所有意義，即使是進入電腦製作的數位年代，都需要相當勞心勞力，毫無仰賴機械自動化的僥倖怠惰。
而金馬獎願意跨出藝術至上或產業掛帥的光環，將電影獎的榮耀與基礎技術人共享，該是當今世界主要電影獎未曾見的難得姿態。我為此深深感動與驕傲，也期待未來金馬「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獎，能持續發揮創意，將獎項頒給其他為台灣電影默默耕耘付出的電影人。
*延伸閱讀：以上提到的資深影人，若不是因為金馬獲獎而隨之有媒體報導，恐怕茫茫網海都未必找得到資料。王偉六很幸運地在「台灣電影網」有自己的網頁，陳新發也有若干報導面世，如刊登在《數位時代》網站的文章。至於其他相關網頁資源，就請鄉親手腳勤勞，自己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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