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etimes, disposable lives find themselves through disposable objects. (This is why some Asian women, given limited options, would rather be ornamental than Oriental?) Freedom for the captured may not be the gift of uncompromised liberty but the more modest and more demanding task of existing within entombed shells."
"The aesthetic language--the entanglement between the animate and the inanimate--with which the yellow woman has been infused draws from and sustains a dynamic but disturbing principle of artificial life that, rather than being peripheral to, intensifies and haunts modernism itself. That is, the Asiatic ornamental object person is often seen as opposite to modernist, but it actually contains a forgotten genealogy about the coming together of life and nonlife, labor and style, that conditions the modern human conceit. It suggests a different genealogy of modern personhood: one that is not traceable to an ideal of a biological and organized body bequeathed from a long line of Enlightenment thinkers, but one that is peculiarly inorganic, aggregated, and non-European. This synthetic being, relegated to the margins of modernity and discounted precisely as a nonperson, holds the key to what I see as the inorganic animating the heart of the modern organic subject. She/it brings into view an alternative form of life, not at the site of the free and individual modern subject, but, contrarily, at the encrusted edges and crevices of defiled, ornamented bodies.
If liberal racial rhetoric has not been able to tolerate the possibilities of subjective failures or corporeal ambiguity on the part of its cherished ob- jects, it is because the female body and its ineluctable flesh continue to offer the primary site for both denigration and recuperation. At the same time, if recent critical discourse about the posthuman or what has come to be known as object-oriented ontology can at times feel politically dis- connected even as its intention has been to unsettle a tradition of insular humanism and anthropocentrism, it is because it has forgotten that the crisis between persons and things has its origins in and remains haunted by the material, legal, and imaginative history of persons made into things. Not only can the nonanthropocentric object (meaning both the poten- tial to be not alive and not of use) not shed the attachment of racial and gendered meanings, but it has also been a vexing, constitutive potential within the human subject. This paradox is most powerfully and poignantly played out for the yellow woman and, for her, holds the most devastat- ing consequences and, for us, the most challenging political and ethical implications, especially for our conceptualization of freedom and agency."
-----Anne Anlin Cheng, "Ornamentalism: A Feminist Theory for the Yellow Woman". Critical Inquiry 44 (Spring 2018). 415-446.
12月 12, 2018
12月 06, 2018
硝煙漫起的日常世界
全面開戰 (En guerre, 2018)
David Harvey在近作《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中檢視當今流竄全球的資本與資本家時指出,跨國資本的移動與積累已然失控,到了資本家本身似乎也無法掌握的程度。不論資本家如何行善做公益,都難以扭轉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以及資本怪獸級的自我膨脹與扭曲。或者說,正是做慈善的資本家兼具兩種身份,讓他們在努力捐獻、創設基金、做公益的同時,透過更激烈迅猛的方式集中資本,不僅作為回收,更是不斷操作投資槓桿與數字的遊戲。
這種人與生產、收益、乃至於生活與生命的劇烈異化,當然也以更慘酷、難以忍受的方式,出現在勞動力市場與生產的最前線。今年參加坎城影展競賽的法國作品《全面開戰》,講的就是這樣的時代寓言。
法國某工業城鎮的汽車零件或組裝工廠,在與資方簽訂協議,無酬延長工時、短收年終獎金,以求增加工廠收益、熬過經營困境兩年後,資方突然宣布將關閉工廠。工人在錯愕之際決定罷工並封鎖進出貨,表達資方違背協議承諾的強烈不滿。原來,總部設於柏林的跨國集團,為了降低生產成本等考量,即使在工廠營收並未下滑、公司股價也顯著上揚的狀況下,仍有意將工廠遷至工資更低的國家。由Laurent領導的抗爭工人與廠方溝通不果,法國政府介入斡旋也無具體作用,勞工決定直接向集團的法國最高層、乃至於集團總裁請願,表達資方遵守協議的強烈要求。
然而,集團的法國高層無視於勞工們保有飯碗的請求,只再次確認集團總部的關廠成命。同時,資方也開始私下與某些勞工談判,以較高額的離職津貼,來換取某些勞工配合復工與重啟貨物進出。於是,抗爭勞工內部開始出現歧見,領導抗爭的Laurent堅持不妥協、拒絕收編;另一方面,與資方私下會面的勞工們則態度軟化,認為應接受資方提出的高額離職津貼;他們也同時指責Laurent一意孤行,無視他人迫切的溫飽問題,更利用媒體曝光率炒作個人英雄形象。
當勞工們終於爭取到與集團總裁會面的寶貴機會,與此同時,也出現法國的第三方願意買下工廠,讓工廠能繼續運作、勞工能保住工作。原該是皆大歡喜的局面,會面當天,與會勞工們卻發現集團總裁非但維持關廠決議,也無意將工廠賣給第三方。Laurent直指總裁的盤算,認為他寧可犧牲勞工、也不願市場上出現會造成威脅的競爭者。談判破裂,盛怒的勞工代表們終於與總裁一人爆發嚴重肢體衝突。這樣的舉動躍上媒體,終於讓政府拒絕再居中斡旋交涉,也讓Laurent成為主和派抗爭者眼中的頭號戰犯。
我之所以用頗長篇幅交代劇情經過,是想說明《全面開戰》的驚人成就:本片以幾乎整整兩小時的片長,說了這麼硬梆梆的故事,卻仍能逼射出如此令人難以喘息的張力。除了強大的表演氣場、故事中不曾真正中斷且漸次升高的危機,《全面開戰》更具體而微且毫不取巧、也不迴避地指出當前全球資本流動的根本且愈見尖銳的矛盾。片中更以法國這政府角色吃重的國家,來看到政府在這場加深的危機當中的無奈或無能。在十九、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國家與企業尚處於彼此角力、較勁的對等態勢;即使是從傅柯理解國家本身作為資本主義產物的批判觀點,也無損於國家與財團企業捉對競爭的事實。但到了後現代、後冷戰年代的今日,跨國財團無限膨脹、並且將手伸進政治運作的程度,已超越政府透過動員國家機器或國族情感而能制約跨國財團的能力所及。因此,在《全面開戰》中,我們陪著Laurent等人望穿秋水期待政府乃至於法國總統能插手這灘渾水,從一開始就註定是充滿絕望的奢求,而那位自稱代理總統的官員,自始至終也只能聊備一格地扮演傳聲筒與協調會司儀的功能性角色而已。在當前跨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年代,國家權力也只不過是資本的附庸而已。
以上總總,便成就了《全面開戰》的精彩撼人之處:它幾乎收攏了當代跨國資本全球流竄下,勞資兩造間的矛盾與鬥爭所有可能的交鋒模式。影評對這部片的評價堪稱毀譽參半,批評者或者指出Laurent的形象太接近聖人、烈士,與現實中抗爭勞工領導者的形象有差距;或者,有評論指出本片太急切於將龐雜紛亂的現實和盤托出,使得戲劇近似說理,顯得僵化。這些評判有其道理,或許在於將抗爭勞工的群像與激進政治濃縮在Laurent一人身上,使得他神聖色彩太濃、脆弱人性太少、不夠真實。又或者,抗爭勞工從同仇敵愾到內部分裂、彼此攻訐,轉折間有欠細膩鋪陳,部分說明了戲劇層次上陳述的急切,更反映編導Stéphane Brizé太執著於向觀眾說理,以至於在兩小時內塞進太多勞資政治的攻防,欠缺人物個性與生活細節的雕琢,一來一往使得電影像是勞工對抗資本家巨獸的希臘悲劇,氣勢壯闊,卻也略顯匠氣、牽強。
這些批評都可以理解,但我仍然為《全面交戰》的力道深深撼動不已。或許也正是這樣的急切、這樣的濃縮,我們才能理解Laurent最後何以必須用如此決絕的方式做出最後的抗爭。因為那不是Laurent這個人的決絕,而是他作為當代資本主義全球急速集中與擴張之下被逼得退無可退的掙扎之人,只能用最激烈、也是最絕望的方式表達最終抗議的那決絕。本片讓我想起今年在台北電影節勇奪國際新導演競賽大獎的葡萄牙作品《自己的工廠自己救》(A fábrica de nada, 2017)。這部片探討的也是當代資本主義全球化下,訂單往商品售價低處流動,造成工廠存活困難的作品。但《自己的工廠自己救》較親切,最後也因走向魔幻寫實,而有平實中見溫暖的收場。然而,同樣的勞工困境與全球難題,在法國寫實主義打造之下,沒有輕鬆以對的餘裕。《全面開戰》想要成為一記警鐘,逼使我們面對這不該再逃避的迫切處境。我們或許難以有所作為,但我們應該正視。
延伸閱讀:特別找來一篇《全面開戰》的負評,是IndieWire的坎城影展評論文,批得挺狠,能夠理解、但不盡認同。
補記:本片上映之際,法國正爆發蔓延全國的黃背心運動。黃背心運動固然成因不同,成員與箇中政治脈動也不可一概而論,但關於人民與權貴/統治階層之間日益尖銳、深化的矛盾、以及一觸即發的全面鬥爭,似乎相互映照。這也正說明《全面開戰》的激烈,絕對不只是夫子自道或誇大的焦慮而已。
David Harvey在近作《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中檢視當今流竄全球的資本與資本家時指出,跨國資本的移動與積累已然失控,到了資本家本身似乎也無法掌握的程度。不論資本家如何行善做公益,都難以扭轉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以及資本怪獸級的自我膨脹與扭曲。或者說,正是做慈善的資本家兼具兩種身份,讓他們在努力捐獻、創設基金、做公益的同時,透過更激烈迅猛的方式集中資本,不僅作為回收,更是不斷操作投資槓桿與數字的遊戲。
這種人與生產、收益、乃至於生活與生命的劇烈異化,當然也以更慘酷、難以忍受的方式,出現在勞動力市場與生產的最前線。今年參加坎城影展競賽的法國作品《全面開戰》,講的就是這樣的時代寓言。
法國某工業城鎮的汽車零件或組裝工廠,在與資方簽訂協議,無酬延長工時、短收年終獎金,以求增加工廠收益、熬過經營困境兩年後,資方突然宣布將關閉工廠。工人在錯愕之際決定罷工並封鎖進出貨,表達資方違背協議承諾的強烈不滿。原來,總部設於柏林的跨國集團,為了降低生產成本等考量,即使在工廠營收並未下滑、公司股價也顯著上揚的狀況下,仍有意將工廠遷至工資更低的國家。由Laurent領導的抗爭工人與廠方溝通不果,法國政府介入斡旋也無具體作用,勞工決定直接向集團的法國最高層、乃至於集團總裁請願,表達資方遵守協議的強烈要求。
然而,集團的法國高層無視於勞工們保有飯碗的請求,只再次確認集團總部的關廠成命。同時,資方也開始私下與某些勞工談判,以較高額的離職津貼,來換取某些勞工配合復工與重啟貨物進出。於是,抗爭勞工內部開始出現歧見,領導抗爭的Laurent堅持不妥協、拒絕收編;另一方面,與資方私下會面的勞工們則態度軟化,認為應接受資方提出的高額離職津貼;他們也同時指責Laurent一意孤行,無視他人迫切的溫飽問題,更利用媒體曝光率炒作個人英雄形象。
當勞工們終於爭取到與集團總裁會面的寶貴機會,與此同時,也出現法國的第三方願意買下工廠,讓工廠能繼續運作、勞工能保住工作。原該是皆大歡喜的局面,會面當天,與會勞工們卻發現集團總裁非但維持關廠決議,也無意將工廠賣給第三方。Laurent直指總裁的盤算,認為他寧可犧牲勞工、也不願市場上出現會造成威脅的競爭者。談判破裂,盛怒的勞工代表們終於與總裁一人爆發嚴重肢體衝突。這樣的舉動躍上媒體,終於讓政府拒絕再居中斡旋交涉,也讓Laurent成為主和派抗爭者眼中的頭號戰犯。
我之所以用頗長篇幅交代劇情經過,是想說明《全面開戰》的驚人成就:本片以幾乎整整兩小時的片長,說了這麼硬梆梆的故事,卻仍能逼射出如此令人難以喘息的張力。除了強大的表演氣場、故事中不曾真正中斷且漸次升高的危機,《全面開戰》更具體而微且毫不取巧、也不迴避地指出當前全球資本流動的根本且愈見尖銳的矛盾。片中更以法國這政府角色吃重的國家,來看到政府在這場加深的危機當中的無奈或無能。在十九、二十世紀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國家與企業尚處於彼此角力、較勁的對等態勢;即使是從傅柯理解國家本身作為資本主義產物的批判觀點,也無損於國家與財團企業捉對競爭的事實。但到了後現代、後冷戰年代的今日,跨國財團無限膨脹、並且將手伸進政治運作的程度,已超越政府透過動員國家機器或國族情感而能制約跨國財團的能力所及。因此,在《全面開戰》中,我們陪著Laurent等人望穿秋水期待政府乃至於法國總統能插手這灘渾水,從一開始就註定是充滿絕望的奢求,而那位自稱代理總統的官員,自始至終也只能聊備一格地扮演傳聲筒與協調會司儀的功能性角色而已。在當前跨國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年代,國家權力也只不過是資本的附庸而已。
以上總總,便成就了《全面開戰》的精彩撼人之處:它幾乎收攏了當代跨國資本全球流竄下,勞資兩造間的矛盾與鬥爭所有可能的交鋒模式。影評對這部片的評價堪稱毀譽參半,批評者或者指出Laurent的形象太接近聖人、烈士,與現實中抗爭勞工領導者的形象有差距;或者,有評論指出本片太急切於將龐雜紛亂的現實和盤托出,使得戲劇近似說理,顯得僵化。這些評判有其道理,或許在於將抗爭勞工的群像與激進政治濃縮在Laurent一人身上,使得他神聖色彩太濃、脆弱人性太少、不夠真實。又或者,抗爭勞工從同仇敵愾到內部分裂、彼此攻訐,轉折間有欠細膩鋪陳,部分說明了戲劇層次上陳述的急切,更反映編導Stéphane Brizé太執著於向觀眾說理,以至於在兩小時內塞進太多勞資政治的攻防,欠缺人物個性與生活細節的雕琢,一來一往使得電影像是勞工對抗資本家巨獸的希臘悲劇,氣勢壯闊,卻也略顯匠氣、牽強。
這些批評都可以理解,但我仍然為《全面交戰》的力道深深撼動不已。或許也正是這樣的急切、這樣的濃縮,我們才能理解Laurent最後何以必須用如此決絕的方式做出最後的抗爭。因為那不是Laurent這個人的決絕,而是他作為當代資本主義全球急速集中與擴張之下被逼得退無可退的掙扎之人,只能用最激烈、也是最絕望的方式表達最終抗議的那決絕。本片讓我想起今年在台北電影節勇奪國際新導演競賽大獎的葡萄牙作品《自己的工廠自己救》(A fábrica de nada, 2017)。這部片探討的也是當代資本主義全球化下,訂單往商品售價低處流動,造成工廠存活困難的作品。但《自己的工廠自己救》較親切,最後也因走向魔幻寫實,而有平實中見溫暖的收場。然而,同樣的勞工困境與全球難題,在法國寫實主義打造之下,沒有輕鬆以對的餘裕。《全面開戰》想要成為一記警鐘,逼使我們面對這不該再逃避的迫切處境。我們或許難以有所作為,但我們應該正視。
延伸閱讀:特別找來一篇《全面開戰》的負評,是IndieWire的坎城影展評論文,批得挺狠,能夠理解、但不盡認同。
補記:本片上映之際,法國正爆發蔓延全國的黃背心運動。黃背心運動固然成因不同,成員與箇中政治脈動也不可一概而論,但關於人民與權貴/統治階層之間日益尖銳、深化的矛盾、以及一觸即發的全面鬥爭,似乎相互映照。這也正說明《全面開戰》的激烈,絕對不只是夫子自道或誇大的焦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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