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德克‧巴萊：彩虹橋》上映至今，討論焦點紛紛圍繞在賽德克族的再現政治、霧社事件的歷史真相、國族情感的凝聚與賁張。凡此種種皆無不可，但我想先拉開點政治正確的距離，來談談這部「電影」。
就電影論電影，我認為《彩虹橋》比《太陽旗》更豐富、也更深刻複雜，相較之下是好「看」得多的作品。在《太陽旗》最後的霧社出草後，除了看著莫那魯道領導的賽德克族人一步步走向絕望，走向逃亡與殉族，《彩虹橋》還能搬演些甚麼，是進戲院之前最大的疑問。本片的貢獻首先在於追蹤霧社出草這「高潮」的後續發展；它給了我們逃亡與殉族，也給了我們叢林戰與最後決戰。這兩場戰役比起霧社出草的情節更加重要，在於它確立了本片在史詩等級的國片、更不用說大型戰爭片在過去三十多年來發展的示範作用。不論是攝影、場面調度、爆破、肢體表演等層面，本片在製作難度與規格，幾可直追好萊塢大型商業片的等級。叢林戰的飄忽、機動、以及在樹影如魅的隱蔽與懸疑中表現既促狹又靈活的空間感；在開闊平地上的最後決戰中，使用攝影機運動與快速剪接展現出正面對決的氣勢、節奏與壓迫感，接續操演，反覆練習影像所能製造的各種不同空間感以至流暢成熟。這是《彩虹橋》帶給台灣電影工業的最大貢獻之一。它可能比花費八千萬打造的霧社街更成就卓越(雖然這也很重要)；如果魏德聖的辛苦能帶來更多啟發，那麼這兩場戰役所示範與累積的拍攝技術，應該能在往後數年帶來更多類似的精彩視覺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