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 24, 2019

看片小記 我想有個家 (Capharnaüm, 2018)

「我要控告我的父母... ...因為他們生下了我。」

十二歲少年贊恩入了監牢,被判五年徒刑。在獄中他控告親生父母,讓他們站上了被告席。

《我想有個家》以倒敘的方式,講述贊恩的悲慘故事。十二歲的贊恩從沒上過學,他沒有身份證、甚至沒有出生證明;贊恩是幽靈人口,也不確定自己的年齡。贊恩與父母和五、六位弟妹一家人住在狹窄的公寓,晚上和弟妹們擠在一張床上,布幕隔著就是父母的床。父母過著不足以養家的打雜生活,卻還一再懷孕。為了支持家計,贊恩必須在雜貨店打工,又要幫忙弟妹在街頭賣零嘴。一天,贊恩發現父母為了減輕家裡負擔,將自己才十一歲的妹妹嫁給雜貨店老闆。贊恩對父母激烈抗議,卻挽不回親妹,悲憤交加下決定離家出走。

兩手空空離家的贊恩,在遊樂園邂逅坦尚尼亞來的移工拉赫。逾期居留的拉赫已是非法移工;她留在這座城市—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的唯一理由,是她還不滿一歲的幼兒。拉赫收留了身無分文也無處可依的贊恩,也讓他在白天陪伴小孩,好讓拉赫可以放心出外工作。拉赫母子蝸居的鐵皮屋雖然比贊恩原來的家更簡陋,待在拉赫家的這段日子,卻是贊恩過得最快樂放鬆、最安詳的幸福時光。

只是,世界從未停止對贊恩的磨難。就在拉赫終於準備好製作假身份的錢、與贊恩和幼子到別的這天,她因故被逮捕拘留。不知情的贊恩在家陪著挨餓的嬰孩苦等,四處尋拉赫不著,最後在市集遇到賣假證件給拉赫的掮客、也邂逅了賣雜貨討生活的敘利亞難民小女孩梅森,終究因房租問題、被拉赫的房東踢出鐵皮屋。贊恩再度身無分文也無處可依,饑寒交逼、絕望之下,只能將嬰孩交給掮客,並且回家找身分證明以設法離開這毫無未來的國度。然而,回到這依然殘破的「家」,卻迎來噩耗,被嫁出去的親妹因故過世了。悲憤莫名的贊恩衝進廚房,拿了把刀,到雜貨店刺傷了雜貨店老闆,成為年輕的謀殺未遂犯。

《我想有個家》是部令人揪心的作品,透過贊恩之眼與遭遇道出成人世界貧窮與多重剝削交織的殘酷與悲哀。本片原片名Capharnaüm/Capernaum相當隱晦,除了是聖經故事中的地名、可引申為懺悔或慰藉之地,在阿拉伯文中也自成單字,有廢墟的暗示。如果從黎巴嫩以阿拉伯語為官方語言這一點來考量,則《我想有個家》的原片名乃開門見山,直指貝魯特、黎巴嫩、乃至於中東當前殘破的狀態。電影雖然以贊恩為主角,但共演繹了三種流離失所:贊恩人在家鄉,貧困使他無家可歸;拉赫被迫離開故土,來到較富足的鄰近國度,成為跨國移工;片中驚鴻一瞥的女孩梅森為敘利亞難民,則因戰亂而成為本世紀刻正迫切的流離失所的受害者。很不幸的是,這三種流離失所,在這曾貴為東方巴黎的城市匯聚了。他們沒有一個人是因為自己犯錯而必須過這樣的生活,卻也幾乎很難對這樣的生活做什麼具體而根本的改變。他們能努力做到的,只能是打零工餬口飯吃,過一天算一天;有機會以難民身份去到歐洲國家,已經是中樂透般的天賜良機了。

往往要透過《我想有個家》這樣來自非常不同的國度的非常不同題材的影片,才讓我們有機會近距離觀察與我們非常不同的人生。導演Nadine Labaki發想本片的用意,是想藉這故事讓孩童這完全無辜的受害者來發聲。雖然這是虛構的劇情片,但所有片中人物的遭遇都取材自導演身邊看到或聽來的真實故事。事實上,飾演贊恩的男孩(角色名字贊恩其實正是來自他的本名)本身便是敘利亞難民,飾演拉赫的演員也有非法移工的經歷;片中主要「演員」都是素人演員,讓這些現實生活中蒙受苦難的人用自己的聲音來表演自己的生命。這樣的表演除了是一種重演,也是一種見證;在這樣的意義上,《我想有個家》以其高度寫實的風格,也可當作紀錄片來看。當然,本片難免有缺陷,例如贊恩父母的人物性格前後不一致,讓人難以對他們感同身受,是故事的一大問題。但是,本片攝影極為貼近演員,大量的近景與特寫不但沒讓這些素人演員破功,還更強化故事本身的戲劇張力,尚稱節制的配樂也避免煽情搶戲,頗能和人物處境與劇情進展相互輝映。

《我想有個家》是能夠從少年視角窺看當前世界荒謬、帶有濃烈人道關懷的難得作品。它在去年的坎城影展大放光芒,一口氣奪下評審團大獎、Prix de la citoyenneté獎、以及天主教人道精神獎(Ecumenical Jury)等三獎,並代表黎巴嫩角逐今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本片在台檔期遭戰鬥天使等娛樂片夾殺,照例無法累積什麼票房與口碑效應。言之有物的作品命運如此,實在不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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