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院和借用十九世紀的小說圖示的電影敘事符碼則是在一九三○到一九四五年的這段時期發明的，那是極權主義被建構起來的年代：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甚至以某種觀點來說好萊塢和閉鎖式的美國民主。在三○年代，在全球的尺度上，所有觀眾都被迫坐在位子上，朝著同一個方向，看著同一個銀幕。在那個時代，大家必須看同一個朝向的視覺娛樂，因此也是同一個意識形態和政治視域的景觀。人們知道葡萄牙獨裁者薩拉查（Salazar）和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Franco）是影迷，他們都擁有非常豐富的影片收藏，而史達林（Stalin）也很喜歡約翰．福特的影片。以同樣的方式，希特勒（Hitler）也絕對地想要製作出一部納粹版《波坦金戰艦》。萊芬斯坦（Leni Reifenstahl）也在《運動場上的諸神》（Les Dieux du stade）和《意志的勝利》（Le triomphe de la volonté）中重拾了艾森斯坦的一些特效。另外，更別說艾森斯坦自己那部著名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re Nievski），也是部史達林式的電影。
因為如此的臣服已製造出了兩個巨大的空洞：納粹集中營的屍體焚化爐和長崎的原爆，戰後這幾個巨大的極權主義的垮台也產生了民主的品味，導致一種認為人應自由，而我們也不應再觀看同一方向的普遍信念。戰後產生了一個與民主有著密切關係的新現象：廣告、傳播和商業上號召新信徒狂熱的發展。美國前來「解放」納粹所籠罩的歐洲，而透過廣告，美國也不停地將自由的必要販賣給歐洲。
在這個脈絡下，電影並不太能回應西方世界的集體無意識這個非凡的異動。電影的觀看設置含帶著自由的完全欠缺及觀眾的虜獲，這是個來自希臘悲劇的傳統。於是，人們不再耐得住待在電影院裡。另外，在六○年代，歐洲和美國也產生了另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大眾現象：電視在家庭中的普及。在這個時代，有兩個看似相衝突，但實則十分相似的視覺娛樂佔了電影的上風：在家看電視和出門參觀大型展覽，它們正在西方和資本主義國家增生…「展覽的參觀人數」（le fréquentation d’une exposition）這個名詞也被「收視人數」（audience）這個名詞所取代。這兩種呈現影像的媒介允許絕對的自由：在美術館裡，除了看畫也可以做些不同的事，在家看電視時，同時可以做些其他的事。因此，電影展覽就像是種歷史上自明的事物一樣到來，而這不只是就它所允許的，也是就它所召喚的而言，而它們與意識型態和消費者欲望有關。民主人實際上是與消費者自由的獲得不可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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