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偏見通常可以藉由不加掩飾的訴諸權威而辨識出來,偏見會引用『他們說』或『輿論如此』,雖然不必然是明白說出來。偏見不是個人癖好,癖好再怎麼無法驗證,也總是以個人經驗為基礎,在此經驗脈絡中偏見宣稱擁有感官知覺的證據。然而由於偏見存在於經驗之外,所以永遠無法提出這種證據,即使對那些受到偏見影響的人亦然。正是因為偏見和個人經驗是不相連的,所以很快可以得到他人的贊同,不需要下功夫去說服。在這方面,偏見不同於判斷。但偏見有一點和判斷相同,也就是人們辨識自身及其共通性的方式,讓限於偏見的某個人總是可以確定會對他人產生影響,但癖好幾乎不可能普及公共和政治領域,只在私人的親密領域有影響。於是偏見在社會場域扮演了重大角色。的確,沒有任何社會結構不是多少以偏見為基礎,將某些人納入而將其他人排除。一個人愈不受任何偏見影響,就愈不適合純粹社交的領域。但在社交領域,我們不會主張作判斷;而放棄判斷的權利,以偏見取代判斷,只有當其擴散到政治領域時才會變得有危險──在政治領域,如果沒有判斷,那麼人是完全無法行使職責的,政治思想本質上即以判斷為基礎。
「沒有人可以擺脫偏見;因為完全不具偏見的生命需要一種超凡的警覺,隨時準備面對真實世界的全面性,接受其挑戰,有如每天都是創世紀的第一天也是最後的審判日。偏見並不等於愚蠢閒談。正因為偏見具有一種內在的合法性,所以只有當偏見不能再執行其功能,也就是唯有當偏見不再適於幫助正在進行判斷的解除某種現實部分的負擔,人們覺得在思考的時候不再能受到偏見的保護,於是開始將它美化,變成某種理論倒錯的基礎,這種理論倒錯我們稱之為『意識形態』或『世界觀』。用某種通行的悖反的世界觀去對抗由偏見衍生的意識形態,從來沒有甚麼用。唯一有幫助的做法是以判斷取代偏見。這樣,我們不可避免會被引回包含於偏見中的判斷,也回到包含於其中的經驗,而判斷最初就是源自那經驗。」
-----漢娜‧鄂蘭,《政治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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