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枝裕和首度奪得坎城金棕櫚大獎的新作《小偷家族》，銜接上他自從首部劇情長片《幻之光》(1995)以來的一個主題，即「家」的意義及其反思。這主旋律後來在《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2004)、《奇蹟》(2011)、《我的意外爸爸》(2013)、《海街日記》(2015)到今年的《小偷家族》，不斷延伸與反思，卻始終保持著思考的飽滿與靈活，並不時閃現對於社會現狀的批評。
是枝裕和對於社會的批判如同他已自成一格的說故事方式，不慍不火但渾厚深長。《小偷家族》片中很長一段時間，都不曾表明屋簷下的一「家」人的關係；我們傾向於自動認定他們是一家人，但電影一開頭的晚餐裡婆婆的一句話：你們還不是靠我的養老金在過日子？讓我們隱約感到這當中的不尋常。同樣不尋常的是這家子人要不是靠順手牽羊過日子，就是做打零工攢時薪的工作，雖不致於居無定所三餐不繼，卻仍顯得相當匱乏。隨著故事開展，我們發現屋中的一「家」人，全都沒有血緣關係，中年男女並非夫妻而是某種形式的私奔情人，兩人在偶然間抱來小男孩，年輕女子是老婆婆的前夫再娶後所生的女兒，而他們先後來到這屋簷下與婆婆相依為命，之後更偶然間加入了小女孩為新成員。
這擁擠雜亂不堪的屋裡，塞滿不知是垃圾還是雜物，成年人們又都維持基本的有薪勞動，縱然不是中產階級，卻也絕非赤貧。他們的匱乏除了物質意義上，也是人與人之間的溫暖、關乎「家」的歸屬感上的匱乏。這是是枝裕和將濃縮後的日本社會現狀在《小偷家族》故事中逐漸揮發開來的方式，是枝裕和也藉這樣一個非典型的「家」，刺激我們反思家庭之所以為「家」的意義：是因為流著相同血緣的人住在一起而使我們是家人，還是因為在同一屋簷下彼此關懷陪伴、互相照顧，而使一群沒有血緣關係的人成為家人，對一個空間與一種共同的生活有了「家」的歸屬感，構築了「家」的意義？片中的婆婆，即使是叨念著其他人賴著她的養老金過活，卻也在眾人出遊海灘時默默說了「謝謝」，才滿足辭世。而中年男子一直希望小男孩叫他一聲爸，卻在電影尾聲兩人的道別後，小男孩才在公車上的回望中也默默說出「爸爸」。兩句靜默的招呼都是某種道別，卻在是枝裕和的敘事中，更像是對於家屬情感與這個「家」的歸屬感的確認。這樣的確認也因而有了人性的溫度和力量。
當然，是枝裕和並非在殘酷的社會現實中追求一廂情願的溫暖，畢竟片中人物比身處現實中的我們更清楚知道生存比親情來得重要太多。婆婆死後，一家人冷靜而快速地達成共識，決定將婆婆就地埋葬，如此才能繼續住在這屋裡、繼續領婆婆的養老金。他們很冷血、市儈而殘酷嗎？或許是的。就連同住屋簷下的年輕女子都這麼看待中年男女，認為他們之間沒有感情，只存在金錢關係。甚至在小男孩受傷住進醫院後，中年男女也隨即決定連夜脫逃。或許應該這麼說，他們的感情連結與人性溫暖，與他們的冷血現實與市儈緊密交織在一起，因他們的生命經驗而成為生活本能。《小偷家族》對於他們這些他人眼中匪夷所思、甚至駭人聽聞的作為並沒有尖銳批判，而更像是邀請我們帶著悲憫之眼冷靜觀看。
相較於這一家人，是枝裕和真正想要質問、批判的，是整個社會、國家。在中年男女帶著年輕女子與女孩連夜脫逃但失風遭逮捕後，《小偷家族》花了近半小時的篇幅，鋪陳警局中警方(或檢方)與「犯人」們的問訊。在警方/檢方眼中，中年男女無疑是謀殺、誘拐、詐騙的主犯，他們為了詐取婆婆的養老金而利用甚至謀殺她，誘拐小男孩為他們偷竊，還誘拐小女孩成為未來嘍囉。他們邪惡、貪婪而殘忍，在警方/檢方的質詢下無以回應。看著這最後的近半小時，我不免納悶《小偷家族》如此鋪陳有何用意。如果是枝裕和不是要讓中年男女的「惡行」攤在陽光下現形，那麼這特意鋪陳的片段，關鍵應在反思國家機器對於「家」的意義的高壓統制力。國家機器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往往扮演著制約社會、規範文化的角色，在不得不追上社會劇變的幅度與速度時，才在政策與法令中表現遲來的呼應。當然，國家也會扮演修補社會的功能，養老金、少年輔導等福利政策都在《小偷家族》中出現了；但片中的國家機器卻也如同許多的國家政府，緊緊固守最傳統、最狹隘的「家」的意義，極制式地指控中年男女的悖德與不法、也相當粗暴地拆散這「家」人，讓年輕女子從此無所依歸、讓小女孩回到那沒有愛的母親與「家」。
到了這裡，我們才看到《小偷家族》的全貌，是枝裕和以兩個小時探討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後、失落的二十年來，日本社會持續匱乏、傳統家庭架構持續解離、固有的人的價值繼續崩落、新的價值卻又尚未浮現的歷史時刻。這或許是是枝裕和二十年的創作生涯中，對於「家」的社會性與人性思考最全面、完整的作品，其舉重若輕、以簡馭繁，都綿密地編織在每一段人際關係中，向我們提點一個老而彌新的道理：關於「家」的問題永遠複雜難解，也就從來沒有簡單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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