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 12, 2016

看片小記 殺人一舉 (The Act of Killing, 2012)

最近看了幾部相當不錯的紀錄片,印象較深的有形式繁複、視覺聽覺皆瑰麗的饗宴《探戈情未了》(Un tango más, 2015),不無爭議但用情至深的影像家書《奧斯陸少年有點煩》(Brødre, 2015),還有頗具黑色幽默的偽紀錄片《計程人生》(Taxi, 2015)。不過,最讓我瞠目結舌、驚嘆不已的,莫過於奧斯卡入圍作品《殺人一舉》。

這部2014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的入圍作品,回顧1965年印尼政府藉剿共之名坑殺上百萬異己的慘酷歷史。如何回顧?本片第一個畫面說明道,拍攝團隊邀得當年迫害「共黨」人士的劊子手,以拍攝劇情片的方式,請他們入鏡重現當年殺人場景。即使時隔近半世紀,當年的劊子手願意現身說法表演屠殺,仍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荒謬;從開場的瀑布舞蹈與山光水色前龐大髒黑的魚雕塑,《殺人一舉》便通篇瀰漫這超現實般的荒謬感。接著電影迅速轉向噩夢般的荒謬,地痞Herman與劊子手安華在大街上走著,對著鏡頭說要找當年共黨遺族,隨興在街頭攬人扮演被害者,就要上演當年縱火燒房的場景,在要求這些人被害人演出驚恐嚎叫的表情時,Herman也親自在鏡頭前賣力演出驚恐與嚎叫。隨即鏡頭跟著安華來到某個建築的屋頂,由當年親手屠戮上千人的安華,示範如何以最不費力也最不髒手的方式殺人;安華更踏著輕巧瀟灑的舞步,說笑著他當年為了紓壓,常常到舞廳跳舞,練得一身好舞步。

看著這畫面,我不知哪個比較荒謬:看著當年的劊子手示範如何殺人?還是這些劊子手絲毫不覺自己該為當年手染鮮血懺悔或難過?整部《殺人一舉》帶領我們走進安華與Herman的世界,看當年印尼軍政府剿共而扶植壯大的民兵組織Pancasila,如何讓地痞流氓就地合法、黑道洗白,同時繼續在地方扮演地下皇帝的惡霸角色。一次次的Pancasila聚會,一次次的解說示範,一次次的重現那些拷問、強暴、虐待、殘殺,都不斷展現並膨脹那股言語無法形容的瘋狂與荒謬。其荒謬更在於安華、Herman與其他當年的劊子手專注而起勁地表演施虐與被虐,Herman這個或許是當代最有天份的素人演員,同時能夠完美演出虐待、又能極端投入扮演受害者的角色,既能充分將情緒放進自己的演出,又能完全將自己的道德位置抽離開;他對於自己的暴行不知反省,同時卻又能以充分的情感詮釋被迫害的絕望與悲痛。本片以無比駭人的寫實,徹底粉碎理性與瘋狂、虛構與真實的界線,逼視歷史與人性追求所需要的心理強度。

極權暴力的恐怖不僅在於人性遭到極度扭曲,人甚至久而未察覺其扭曲,並且作用力可延續數十年乃至於許多世代。片中有個自稱是安華鄰居的小人物,記得沒錯有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的華人血統。面對鏡頭,他談笑自若地提到當年印尼剿共時,他的家人也成為被害人之一,那娓娓道來的神情,宛如說的是不相干人的故事。我們接著看到,他因為與安華的親近關係而參與這部重現剿共劇情片的演出,在片中扮演被恐嚇拷問的受害者;當他無比「逼真」地痛哭流涕演出那段戲碼時,我們不得不進一步問,他那不能自己、讓人動容的表演,究竟是太過入戲,還是當年受迫害的記憶又浮現腦海而驚懼落淚,又或是與極權暴力相伴、卻無法面對如此錯亂的自我而終於慟哭?

如果這段插曲沒能使我們留意到《殺人一舉》捕捉到的人性真實、赤裸而脆弱的片刻有多麼珍稀而驚人,那麼,本片的最後十五分鐘該令人感到無比震驚與駭異。在拍攝一段重現密室刑求場景的過程中,安華一度無法繼續演出而需要休息。Herman等人,包括觀影的我在內,並不以為意而繼續表演/觀賞。事後,在家中悠閒受訪的安華請導演放那段戲碼,並要求兩位孫子一同觀看。觀看片段後兩孫雙雙離席,對自己的表演相當滿意的安華與導演分享自己入戲的心得,說他彷彿真能感到那些人即將面對死亡的恐懼;安華問導演,那些人當年要死之前,是否就是那樣痛苦、害怕?導演回答,不是的,這不一樣,你(安華)非常清楚知道自己在演戲、而這一切都是假的,但他們是非常清楚知道自己將要被殺死。接著安華激動中不無痛苦地流下淚,問道:我是不是罪大惡極啊?下一幕,鏡頭跟著安華回到片頭、也是當年他虐殺「共黨」的天台,再度解說與示範殺人場景。安華說著開場白時,偶然多了一句,我知道這是不對的...接著,正當他要開始話當年時,安華突然忍不住劇烈的乾嘔,陣陣襲來使他無法說話,乃至於他必須坐下來休息;安華想繼續他的自白,又一陣乾嘔。最後,我們看見他默然離開天台。

整部影片、正確來說應該是過去整整半世紀以來從不覺得自己在1965年的那場迫害、屠殺中做錯了什麼事的安華,在拍攝《殺人一舉》的過程中,從麻木不仁裡終於意識到自己曾親身參與的血腥和恐怖。從現實的角度來說,《殺人一舉》接近片尾的這段約十五分鐘的這個片段讓我們看到的是安華個人良知覺醒的寶貴片刻;就紀錄片的角度來看,本片因偶然捕捉到這令人震撼、動容的片段而展現無與倫比、超越劇情片的戲劇張力,也因此而珍稀無價。由此,我們不僅看到極權暴力對於人性的極度扭曲,也看到人性在極度扭曲乃至於盲目、麻木之下,仍可能有清醒而暗自懺悔的片刻。

身為觀眾,我們看完本片或深自感嘆、或不寒而慄,但那終究只是兩個半小時的體驗;而導演Joshua Oppenheimer或許因拍攝本片而可能招來麻煩,但他也因本片而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片提名的殊榮,並且在今年因續作《沈默一瞬》而再度入圍同獎項。然而,身在印尼的當事人以及當地的拍攝團隊,卻仍必須每天與無所不在的暴慄與無聲的恐慌共處,稍有不慎仍可能惹來殺身之禍。片尾的卡司表上無數個「匿名」(anonymous)的工作人員是最鐵錚錚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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