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像機器一樣極端精準的肢體動作,和工匠塑造一件物品時胸有成竹的模樣,有幾分神似。地鐵乘客主要在塑造的是時間和空間,他善於以時間的標準測量空間,反之亦然。然而,地鐵乘客既非物理學家,也不是康德學派的哲學家;地鐵乘客的專長是去適應周遭的物質條件和每個身體的體積,當一個自我中心的小伙子粗魯地把門猛然一推,他懂得伸出拳頭減緩門的衝力,經過入口的旋轉門時可以不偏不倚地把月票塞入那道小縫裡,可以緊貼著牆面在最後一個轉角來個急轉彎,然後兩步併作一步跳進半閉的門內,同時避免被自動門夾到腰,並且用手臂向動也不動的人群推擠,先上車的人從來不會想到還有人要接著上車。』(頁20-23)
『讓我們在搭地鐵的路程中交叉對照的,正是我們自身的歷史。我們今天的路線和昨天的路線彼此交錯,聚集成生活的團塊,而像行事曆一般印在我們心裡的地鐵路線圖,只能讓我們看到生活的一個切片,一個同時最具有空間向度和時間規律的面向。然而我們也很明白,幾乎生活的一切都越來越緊密地交集,以至於沒有任何隔絕的方式,能夠壁壘分明地切割個人和群體,我們的私生活和我們的公共生活,我們的歷史和他人的歷史,有時候甚至到了令我們不堪忍受的地步。因為我們的歷史本身就是多重的:日常生活的工作路線並非我們唯一記得的路線,而某個一直以來為我們而言跟其他站沒有什麼不同的站名,某個在路線上面目模糊的記號,可以突然被賦予從前沒有的意義,變成一個愛情或厄運的象徵。我們總是可以在醫院旁邊找到一家花店、一間葬儀社和一個地鐵站。每個地鐵站都帶有多重的回憶,每個回憶彼此不可化約,組成這些回憶的,是珍貴的時刻,就像斯湯達爾(Stendhal)說的,「生活的痛苦因此而值得」。這些時刻唯一的相似之處,就是它們彼此不同,而只有在稀少的一次或兩次意識特別清醒的時候,在時移事往之後,秘密的激情才會藉由大都會的地底線道,通往這些時刻。地鐵的路線就像上帝的道路,高過人的理解:人們不斷地往返其上,但是這一切行為只有到了結束才顯得有意義,只有在回眸一瞥時,才猛然領悟其中的真義。』(頁24-26)
-----Marc Augé,〈記憶〉
《巴黎地鐵上的人類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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