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動1980年代台灣新電影的關鍵作品《風櫃來的人》(1983),也是侯孝賢成為開創「侯氏美學」那個電影作者侯孝賢的起點。我是在仍深陷博論泥沼的留美最後兩年,才偶然間發現學校圖書館居然有DVD,才有了初體驗的機會。
但當年還不是真懂得欣賞感受侯導的影像之美,即使同樣是侯孝賢拍《風櫃來的人》的三十出頭歲數,也沒看出什麼感覺。近十年後,《風櫃來的人》數位修復後上院線重映,回來教書好些年的我進戲院領受大銀幕魅力,乃至於收了數位修復版DVD看第三遍,仍不覺它有何迷人之處。這樣想不盡公平,我是拿電影作者侯孝賢的初出手之作和他日後更成熟的新電影時期作品如《童年往事》(1985)、《戀戀風塵》(1986)甚至《悲情城市》(1989)相比,自然更容易看出《風櫃來的人》的生澀樸拙。
但這學期在台灣電影課上決定選《風櫃來的人》作為侯孝賢轉向電影作者時期的賞析個例,讓我有機會第四次觀看這部撼動整個世代、推動台灣電影轉向的傑作。好的作品值得細細並屢屢品嚐,且隨著時間,每每會有新的體會。這是真的。我在前三次錯過《風櫃來的人》之美,第四次的觀賞雖然只看了前面2/3,卻莫名有了頗深的觸動。
電影學者如David Bordwell和James Udden從幾個統計數字,整理出侯式電影美學從《風櫃來的人》開始的變化。先不提空鏡頭和遠景鏡頭,就從如今眾所週知的長鏡頭和固定鏡位來看,《風櫃來的人》的平均鏡頭長度(average shot length)和鏡頭運動比例(shots with camera movement)分別是19秒、45%,與日後動輒一分鐘長鏡頭與漸趨靜止的鏡位相對比,都還算活潑有節奏。而侯孝賢相當喜愛在作品中置入的影像裝置,也就是電影中的電影,在《風櫃來的人》也看得很明白。
不僅是電影中的電影,甚至門框窗框在片中也幻化成觀景框,讓《風櫃來的人》展現繁複的視覺趣味與後設效應。在澎湖,四少年在港邊背著拍起的浪花跳舞,鏡頭切換到門框後,原來他們對著工作的少女自娛娛人;主人翁阿清(鈕承澤)家的幾場戲,每每有從門後向外看的光景。四少年的其三輾轉到了高雄,在住處遠觀鄰居在門後騎機車離去;三少年在街頭遇到神秘兮兮的掮客,兜售歐美電影票,「彩色大銀幕」。三人上了樓才發現被詐騙,所謂「大銀幕」根本是施工到一半的落地窗,他們看的是「高雄街景與愛河」這部電影。
葉蓁的《想望台灣:文化想像中的小說、電影與國家》封面,便用了《風櫃來的人》當中一行人遭誆騙,付了冤枉錢到施工中的大樓眺看高雄街景一幕。空洞的落地窗框嘲諷意味十足地變成「彩色大銀幕」的畫面,也讓孫松榮精準道出觀影與現實之間的落差並非幻滅,卻是恰恰相反、一種影像成真的「後設窗框」效果:「影片不見了,不是由於影像匱缺,而是影像成真,凹陷的窗框是向都市全景敞開的界限視象,城市陌生客的少年們則成為置換的影像內容」。如此,許多侯孝賢電影的視覺趣味與巧思也有更豐厚的解析深度,也說明了為何電影作者侯孝賢總是如此不著痕跡地將這些深度縫進故事裡,而使這些作品饒富韻味。
這些韻味當然也來自那些深深紮根於當時的具體歷史時空、因此具高度真實感、文化肌理厚實的影像。《風櫃來的人》乃至整個新電影時期的侯孝賢作品,都有如台灣的時代記錄而飽含這種肌理。從蒼茫烈日的澎湖到熙攘喧囂的高雄,那生猛躁動的社會氣息如此鮮活地展現在畫面中,也是三位青少年躁動熱烈的活力。於是不安於室的搏動青春,同時也成為年輕活躍的1980年代港都印記,更是整個世代跨海移居尋找機會、整個島藉加工區締造「經濟奇蹟」而不斷向前衝的集體記憶。
但那躁動的青春也不免帶著茫然、沈悶。不論是在逐漸老去的澎湖還是過於紛亂的高雄,片中那些弱冠男女都因為不知如何適切釋放他們的旺盛活力與想望蓬勃美好的未來,而常四顧茫然、或感到無聊苦悶。茫然且苦悶的,也許是缺乏目標、意義匱乏的生活,也許是賀爾蒙過剩的性啟蒙;或者,也可能是更深刻、更無所適從的生命。他們只能原地打轉似地活在當下,揮霍躁動青春的同時,繼續和茫然與沈悶共處。
這樣的《風櫃來的人》讓人備感惆悵,那獨屬於青年人、無處奔放吶喊也無所依的惆悵。侯孝賢曾說,他的電影想要表達的往往是一種「滄桑」;但我以為,那個電影作者侯孝賢的起點《風櫃來的人》所傳達的,更像是「惆悵」。而我不禁揣想,如果從澎湖到了高雄,風櫃三少乃至於那對年輕情侶,都還無法紓解這悶、這茫然,以致於他們終究在臉上寫著青春的惆悵,那麼這樣存在主義式的困頓究竟何來?
答案或許和風櫃三少離開澎湖與離開高雄的方式有關。他們四處衝撞的青春,都在國家體制的規訓力之前硬生生堵住:澎湖的警局,高雄的兵單通知,各自使三少年向家鄉告別、向青春期告別。那輪船上揮手道別的昂揚、加工區前叫賣錄音帶的熱烈,都難掩一股被推著走的身不由己。生活的乏味與生命的無奈,都不如國家機器、體制橫在身前的苦悶。這苦悶裡的躁動青春因而只能是無奈而惆悵的。
從侯孝賢的導演歷程來看,《風櫃來的人》正式告別了僅僅是一年前《在那河畔青草青》(1982)爛漫俏皮的討喜糖衣,以其青春與惆悵精準捕捉到了1980年代初期台灣,那經濟起飛、文化鳴放、年輕氣盛而蠢蠢欲動、整個社會即將開始狂飆的時代氣息。但侯孝賢更可能是有意無意地藉此譜寫衝撞老舊桎梏、破殼而出之前那股騷動的時代預言/寓言。我看著《風櫃來的人》裡澎湖的蒼白海天與高雄的喧騰,突然強烈感受到這樣人物與歷史、敘事與時代脈動之間細密而相互呼應、震盪的靈光閃現且深沈的創作關懷,猛地有股深深的悸動。
*延伸閱讀:包子逸關於《風櫃來的人》當中〈澎湖與高雄間的漂泊〉,略記台灣經濟起飛時期這段特殊的境內移民歷史,值得一讀。另外,有關孫松榮的引述,摘自〈新電影的窗框景觀,或新台灣電影的銀幕脈動:從侯孝賢的反身性呈現到蔡明亮的造形展示〉,全文出自2001年六月出版的《電影欣賞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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