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語」到「華語」
快轉到1996年,當時擔任金馬影展主席的李行,積極將港台兩地、國語發音為限的金馬獎參賽資格,修改為「華語」為主的電影即可報名。這項變革直接改變金馬獎的歷史、也提升金馬獎在華語世界的地位。首先,以往必須以國語發音為主才能報名金馬獎的限制,直接扼殺寶島台語客語等電影的參賽資格,同時所有港片要參加金馬,也必須先配上國語,使得港片有一度多直接以國語攝製,不僅節省成本、得以參加金馬獎、也能在當時最龐大的東南亞華人市場直接上片。再者,基於兩岸長年的特殊政治關係,中國影片無法參賽、香港以外的華人影片也與金馬無緣。
將金馬獎定位為華語片競賽,直接造就當年出現史上第一部獲得最佳劇情片的中國電影,即姜文的導演出道作品《陽光燦爛的日子》。此後至今,在金馬獎得到最佳劇情片大獎的中國電影,陸續有1998年的《天浴》、2004年的《可可西里》、2012年的《神探亨特張》、以及去年的《推拿》。港台以外的地區得以參賽的結果,也造就如星馬地區或菲華語系國家的華語電影,能在金馬獎爭取到一席之地。如2007年的《意》,以澳洲出品之姿入圍最佳劇情片,最後讓陳沖奪得第二座影后;2009年惠英紅獲得最佳女配角的作品《心魔》,則是馬來西亞電影。乃至於2013年的第五十屆最佳劇情片,首度頒給新加坡作品、陳哲藝的《爸媽不在家》,都是金馬獎這項政策修改的影響。
即使只看國片區,也因為「國語片競賽」改為「華語片競賽」,金馬獎的國片光景有了深刻的改變。大量台語發音的國片能入圍主要獎項、並獲得最佳劇情片等獎。更重要的是,絕大多數國人聽不懂、需要上字幕的國片,也能因此角逐金馬。民國九十九(2010)年第四十七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獎得主何蔚庭的作品《台北星期天》,片中佔七成篇幅的語言是菲律賓本土的Tagalog語,使它成為不僅是金馬史上、也是國片史上第一部在寶島上映而幾乎所有觀眾都需要看字幕才能理解的「國片」;民國百年的金馬最佳劇情片《賽德克.巴萊》,全片九成以上採日語及賽德克語發音,也是絕大多數觀眾都需要完全依賴字幕才能理解。同樣的狀況也出現在去年角逐金馬最佳劇情片、九成篇幅為日語的《KANO》。
有關「華語」的定位為何、以及華語需要佔多少篇幅才能符合「華語片」的參賽資格,其中著實有許多語言與國族政治的爭論空間。閩南/福佬/臺語或客家話是不是華語,這問題爭議較小;那麼,賽德克語是華語嗎?界定哪些語言為華語的標準是什麼,而誰能決定這些標準?再者,這問題涉及的不僅是中文世界是否接納台灣原住民語文為其中一支,恐怕更是賽德克族、或任何台灣原住民是否願意其母語被劃入「華語」這大染缸。當然,電影能參獎甚至得獎,怎麼說都是樂事,但攪和其中的國族政治、語言認同與各種歷史轉折,卻隨時能揭開某個瘡疤、或掩蓋某種語言傲慢、甚或暴露國/種族政治的糾葛。且看近年來,國內網路評論面對製作水準日高、創作能量同等驚人的中國影片連年奪走重要金馬獎項所引發的顏面保衛戰,已可見當年李行這等高度的舉動所帶來的兩面刃效果。
不過,以上的問題就連語言學、政治學者都未必有好答案,金馬獎場上還是多談電影,標準模糊曖昧的政治問題,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吧。至於讓中國影片來角逐台灣的電影大獎,是否合乎「國族」利益與情感,各有立場、利弊互見。不過,對於1996年將金馬獎從「國語片」競賽改為「華語片」競賽,使台語客語原住民語等作品得以角逐獎項這件事,我有一點疑問。這項陋規是國民黨政府於1960年代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下腥風血雨的產物,電影界再如何專業,在戒嚴時期的極權政治下也只能服務於政治,這點我可以理解。也因此,1986年的《戀戀風塵》,儘管是侯孝賢代表作之一也相當受歡迎,卻未入圍任何獎項,此等荒唐有跡可循。但是,隨即在1987年獲得最佳劇情片的《稻草人》,多以台語發音;1989年的《悲情城市》也能入圍重要獎項、並讓侯孝賢獲得首座最佳導演獎的遲來肯定,威尼斯金獅的加持護航或許是一個因素;那麼,1992年《無言的山丘》同獲最佳劇情片與最佳導演獎,1993年《戲夢人生》入圍最佳劇情片,1994年《多桑》入圍最佳劇情片,又是怎麼回事呢?藝術高度衝破死規矩,還是呼應時代脈動從善如流?有待進一步考察。
幾週前侯孝賢孵了十年終於面世的《聶隱娘》,從法國坎城傳回捷報。電影還沒上院線,已可預見將強勢問鼎今年金馬。但是,影片連人帶獎都還沒回到國內,《聶隱娘》已經引爆政府補助以及究竟是哪門子「台灣電影」的口水戰。無非又是國族認同上綱與政治正確論戰的怪現狀。只能說這匹金馬對某些人來說,有時愛之有時恨之有時膜拜之有時輕蔑之;或許說穿了,電影與金馬之於這些人,還是藝術服務政治多些,究竟電影說了什麼成就了什麼、侯孝賢對國片的貢獻如何、金馬又如何一步一腳印走到今天,他們大抵是不太關心的。最後引述幾則軼聞:
1) 侯孝賢至目前為止共得到兩座金馬最佳導演獎(《悲情城市》《好男好女》),其作品卻未得過任何最佳劇情片。
2) 已於2007年辭世的楊德昌,其作品共得過兩座金馬最佳劇情片(《恐怖份子》《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終其一生卻未得過金馬最佳導演獎。而他再也沒機會了。
3) 一直到1990年代台灣開始有同步現場收音的技術前,國片幾乎都是幕後錄音或配音,尤以另聘聲音演員配音為主,因此大多當時的一線演員作品,都不是他們自己配的音。根據張夢瑞在〈電影配音角色之鴻毛泰山〉中的說法,「主演過上百部電影的林青霞從未在自已的電影獻過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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