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照片時常和台灣新電影掛在一起。可能是照片裡有侯孝賢、楊德昌、詹宏志、陳國富、吳念真這幾位新電影大將；也可能是因為這張照片被放在《光陰的故事——台灣新電影》(2015)這部紀錄片的劇照。
直到今天才知道不盡然是這麼回事。最近讀《電影欣賞》雜誌第191期「再新電影出發的時候(一)」專題，有篇詹宏志的專訪(訪談時間為2020年)，附上這張照片，底下的說明文字提到，「此合照是因成立『電影合作社』而請劉振祥拍攝」確認了照片的場合出處。
雖然因為閱讀、也因為教課，對台灣新電影算是略知一二，但「電影合作社」相當陌生，幾乎沒有印象。這次在訪談裡，詹宏志就「電影合作社」的創辦説了這麼一段話(訪談文字標示為粗體)：
合作社其實是一個概念，存在的時間大概就是八八年底到九○年年初，因為它沒有正式登記成立真正的公司，是一個地下組織，所以你不提就消失。
... ...當時許鞍華、方育平都給了我拍片的計畫、陳國富的是後來拍的《只要為你活一天》(1993)，就那六個電影計畫中，我負責跟邱復生談《悲情城市》(1991；按：年份應為誤植，正確年份為1989)的投資。
合作社其實是借了邱復生提供的場地．我們在年代電影公司樓上有一間辦公室，大部分時間是陳國富坐在辦公室裡工作。但我印象中大概在威尼斯影展之後，我們就沒人去那個辦公室了。一方面是因為《悲情城市》戲拍完了之後，合作社的人其實已經散了，至少侯孝賢跟楊德昌已經分裂，所以合作社就合作不太起來了。
這是關於電影合作社的一點資訊，也是台灣新電影那段歷史較少談起的星點軼事。國影官網的詹宏志個人資料網頁，則有關於電影合作社的隻字片語，並沒有更具體的細節。倒是手邊另一本訪談錄，是由前國家電影資料館長、已故的張靚蓓所撰寫的《凝望．時代：穿越悲情城市二十年》(2011)，其中有篇也是詹宏志的訪談，篇幅長得多，時隔約十年(該篇訪談時間為2009年)。訪談中有關電影合作社的部分大同小異，也是詹宏志向邱復生提案，要做個以亞洲創作者為主的電影投資企劃，每年推出四至六部電影，第一波分別為侯孝賢、楊德昌、陳國富、方育平的作品。
這段文字稍嫌鬆散，全文在國影曾架設的官方部落格刊出，還修正了少許刊誤。但這段文字補足了191期《電影欣賞》裡的詹宏志訪談部分未說明的細節，請容我在此大致整理如下：電影合作社的提案，邱復生認可也支持，實行上卻有困難，單是侯孝賢《悲情城市》的前製洽談便進行長達一年，連帶影響到楊德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1991)轉向中影、陳國富《只要為你活一天》找其他資金。至於香港導演方育平也是另覓資金，後來拍成不曾聽聞的六四題材作品《舞牛》(1990)。
有趣的是，這篇訪談中還透露了一段逸聞：當時的楊德昌，原來並不是要拍《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到了跟中影簽約開拍時，都還不是《牯嶺街》，那部電影都還叫《帶我去吧，月光》，故事也完全不一樣，當時我和中影談的也是《帶我去吧，月光》，一直要到開拍前，才把名字變了，後來發現，完全不是同一個故事，根本是另外一個故事」。
由於十多年前的那篇訪談是針對《悲情城市》，便有較多關於《悲情城市》的籌拍細節，像是製作預算提案為1460萬、最終拍攝完成共則耗費近1700萬。詹宏志的投資眼界、邱復生的投資勇氣、侯孝賢與楊德昌的創作堅持，在電影合作社的因緣際會下，成就了兩部台灣電影、恐怕也是世界電影史留名的史詩級作品。
但這兩篇關於電影合作社的訪談文字有些出入，像是2009年的訪談說電影合作社提出了四部電影計畫，2020年的訪談卻說有六部；也許後來正式提案為四部，不知若真有另兩部會是什麼？還有，2009年的訪談提到陳國富與電影合作社沒談成而向外覓資的作品成了1989年的首部執導作品《國中女生》，2020年的訪談提到的作品卻是《只要為你活一天》。這資料出入頗大，但從時間關聯性來看，或許是《國中女生》的可能性較大。
另一項資料出入則是和成員有關。上面提到的這幀照片，暗示電影合作社的成員是這五名台灣新電影健將；但是前面提到的國影詹宏志個人資料網頁，電影合作社則是「詹宏志、陳國富、侯孝賢、楊德昌、吳念真、朱天文等人成立」，更提到計畫作品還包括《戲夢人生》(1993)。更加耐人尋味的是，侯孝賢在國影官網的資料網頁，向下拉到資歷列表的1988年，更有這麼一段文字：「二月，和楊德昌、陳國富、吳念真、朱天文發起，詹宏志策劃並擔任總經理於2月10日成立『合作社』團體，由藍祖蔚任發言人，希望以此形式向企業界尋求拍片資金」。這下可好，又冒出朱天文和藍祖蔚這兩號大人物。然而搜尋這兩個名字和電影合作社，卻沒有任何其他紀錄。箇中緣由如何，恐怕要問當事人了。
此外，詹宏志本人在不同場合談到這如流星般消逝的集合，有時是「電影合作社」、有時又是「合作社電影」，讓人搞不清究竟是啥名號。或許，正如同詹宏志所說，當年既沒有正式登記公司或團體，大家也都憑一股熱情幹勁，總之做了點成績出來。況且，前後不過兩年時間，後來也鳥獸散了，到底叫什麼名字，也沒那麼重要了。
重要的是，電影合作社真如一道流星，短暫卻耀眼。它讓我們看到當年的創意人、電影人、生意人，可以因為共同的熱愛，暫且擱下利益與營收，而留下如此美好的時代痕跡。今天每個自詡愛好台灣電影的觀眾，都該感謝曾有過那麼動人的人事物。今年適逢台灣新電影問世四十週年，或許還可以挖出更多關於台灣新電影那道彗星仍不為人知的故事。
*延伸閱讀：關於詹宏志，還有些舊文章可以溫習，比如說刊登在BIOS monthly網站的2015年專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