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腕豪情 (Appaloosa, 2008)
演而優則導的Ed Harris不輕易出手,至今只有兩部導演作品問世,首部作《波拉克和他的情人》(Pollock, 2000)與本片之間相隔近十載,相當能磨。《鐵腕豪情》(Appaloosa, 2008)改編自同名小說Appaloosa,由Harris身兼編導演,顯見對故事題材之獨鍾,甚至在本片上映之前,已有開拍續集的風聲。
Appaloosa原指美洲大陸的原生馬種,這裡是美國西部的地名。時間是南北戰爭後二十年,美國趁著戰後修養生息,開始全力開發稍早從墨西哥帝國接收來的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大片新領土,成隊人馬往西部屯墾,建鐵路、蓋新市鎮。1880年代的美國西部,已經出現快速都市化的舊金山,但當時尚未成為美國一州的新墨西哥地區仍一片荒涼,人口稀少、物資匱乏、治安堪慮、時有不法之徒。Appaloosa小鎮上的幾位開鎮元老仕紳,請來Virgil (Ed Harris)與Everett (Viggo Mortensen)維持治安,對抗惡霸Randall (Jeremy Irons)。
電影本身拍得頗為細緻,但總感覺少了些甚麼,不知該說是不夠緊實還是少了點典型西部片的滄桑或波瀾壯闊。雖有反派人物與兩位主角打對台,卻因為沒有明顯的黑白衝突,也無法經營更深刻的人物關係,使得收尾稍嫌單薄。即使如此,電影著眼經營的四個關鍵人物,都顯示出本片反芻西部片人物典型的企圖心,實為觀賞本片的真正趣味所在。受雇為警長的Virgil因為鐵腕硬漢的鮮明印象,很容易讓人認同他古典的西部牛仔形象,將他定位為主導性的核心人物,而溫文寡言的副警長Everett,則扮演堅貞可靠的附屬角色。兩人唇齒相依、互賴互信的男性情誼,在心理分析的層次上怎麼攪和同志隱喻與副警長的閹割情結,這裡就不提了;本片對這兩個角色的處理最有趣的,是隨著劇情的進展,緩慢而細膩地去反轉他們的依賴與主從關係。電影對唯一反派與關鍵女性人物Allison (Renée Zelleweger)的形象鋪陳,也出現類似的遊戲。
硬漢警長槍法準、出手快、並且執法嚴峻、對不法之徒毫不畏懼,乍看之下是標準的英雄,實則不然。或許他面對淑女時的不知所措可以理解,但從副警長時時提醒他要使用的字、還有他在心愛的女人落為人質時表現的護短心軟,暴露出他作為一個執法者與英雄人物的缺陷與弱點。更重要的是,在一個又一個的關鍵時刻,他對副警長的依賴也逐漸增加。原來他其實不是個鐵面無私的執法者,更不是千山我獨行的孤星。對比之下,看似輔助地位的副警長,卻在這個過程中每每顯露出他的不可或缺。他應該比警長受過更多教育,並且觀察入微,才能總是準確說出警長無法表達的詞彙。他槍法可能也不稍遜色,卻懂得內斂,從不與警長爭鋒頭。他更懂得隱藏對Allison的戀慕,並且在誘惑之前及時收手。而且他察覺到自己的執法者地位在小鎮已不如以往時,能下定決心毅然離去,並且單挑Randall,同時解決一樁恩怨、還成全警長的情事。警長Virgil或許有英雄的領袖魅力,但副警長Everett才真正具有英雄的實力;他最後成為真正的主角,以第一人稱為本片敘出尾聲,並獨自走向更蠻荒的邊疆。表現在這對正副警長身上的,是這層主導關係的反轉,還有英雄形象的反覆解構、攪亂、與重組。
至於重要女性角色Allison形象的反覆,則表現在她端莊淑麗的表象下,其實包藏著依附強者之生存邏輯的功利與現實。西部片中的女主人翁,不論是淑女、妓女或烈女,大抵都依循無分玉女慾女皆專情的傳統。她們一旦認定與男主角的情感,就很難再離棄,更遑論背叛,其堅貞不二簡直泰山崩於前不改其志,妓女如此,淑女更是如此。這是典型維多利亞式女性道德觀的造孽。Allison卻不是這樣的人。她一出場的端莊溫文、雅致有禮、加上能彈琴,更以夫人自稱,在在顯示她是有身分有教養有節操的女人。這種氣質很快就吸引了警長,兩人情投意合,很快便送作堆。但隨著她因為自身情勢轉變而接連投入其他男人的懷抱,包括綁架她的殺手與改頭換面的惡霸,更由她親口坦承得到證實,她不過是個西瓜偎大邊的平凡女子,既不高尚,也不貞烈,甚至有點可鄙。但她仍是警長眼中的西施。於是我們又看到一個類型角色的翻轉、解體、重組,最後變成一個保有高尚形象、典雅氣質、卻會見風轉舵、以不忠貞的情感與身體交換安全感的女人。
最有時代氣息、卻也最被浪費的角色,便是惡霸轉型商賈的Randall。他從(疑似)謀殺執法人員,雇殺手劫獄而逃開絞刑,不知如何弄來總統特赦令,最後搖身一變成為投資地方、回到Appaloosa開設賭場酒吧的商人,竟因而成為振興小鎮經濟的英雄人物。Randall黑道漂白、變身為貢獻地方的商人的歷程,道盡許多社會的不堪,更暗指美國史上許多資本家的背景與四處橫行。美國西部拓殖後隨之而來的就是吃人不吐骨頭的資本家,這殘酷的現實,已經在《狂沙十萬里》(Once upon a Time in the West, 1968)那個火車隨軌道來到西疆小鎮的最後一個畫面,為我們展演那個時代轉變的序曲;到了《唐人街》(Chinatown, 1974)中洛杉磯都會區供水運輸業帶來的商機與殺機,則已赤裸裸呈現資本追逐龐大利益下的政商勾結與扭曲。發生在Randall身上的一切,即是上述歷史轉折的原型,看似陽春簡陋,骨子裡其實一模一樣,是美國西部拓荒、屯墾、剝削勞力與資本逐利的標準模式。因此Randall從惡霸變商人,看似突兀,實則合理。
當西部地區從一個個殖民地擴張為小鎮、城市,資本隨之進駐時,那些拓荒者、特別是拓荒時期的英雄人物,若不是成為歷史塵埃,臣服於資本家手下,便是得離開,走向更邊陲的新殖民地,去尋找下一個英雄舞台。Everett最後拾起行囊,千山我獨行地離開Appaloosa,是西部類型邏輯的必然,或許也是不得不然。經濟振興下走向安定繁榮的小鎮生活,看著背影漸行漸遠的孤獨英雄,本片最終又回到典型的西部片結局。但標準的開頭到標準的結局之間,本片繞了一大圈,在角色人物上玩許多拆解與扭轉的遊戲,其細膩與苦心,頗有反芻類型之功。以本片在美國不起眼的票房,還能引進國內,寶島的西部片迷福氣當真不小。
2月 24, 2011
2月 21, 2011
Diasporic (Dis)locations
On the locus of immigrant writing:
"[A]ccording to [Arun] Mukherjee, [immigrant] writing is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if it deals with subject matter that alludes to where the writer came from, it is perceived as nostalgic. If,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the immigrant] content, it is automatically considered to be about an immigrant's struggle to adjust to new realities.' Nostalgia, in its association with the past, and adjustment, as a process of accommodating to an as-yet-to be determined present, are both situated in time frames that elude the current moment." (p.21) --Brinda Mehta
"[A]ccording to [Arun] Mukherjee, [immigrant] writing is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if it deals with subject matter that alludes to where the writer came from, it is perceived as nostalgic. If,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the immigrant] content, it is automatically considered to be about an immigrant's struggle to adjust to new realities.' Nostalgia, in its association with the past, and adjustment, as a process of accommodating to an as-yet-to be determined present, are both situated in time frames that elude the current moment." (p.21) --Brinda Mehta
2月 08, 2011
這個兔年
六天年假一瞬間就過完了。今早驅車往研究室的路上,再度與塞得滿滿的車潮相遇,莫可奈何地朝各自的辦公室緩飆。生活這回事,因為春節得以暫時脫軌,如今又極度配合地回到這無人情願的秩序裏。
今年過年我們全家幾乎來了半套的賀節儀式。大年初一,我們總動員回南部,短短兩天一夜的時間,拜遍幾個頗親的伯叔舅姨家,然後在初二晚餐後快閃回台北。搞到這麼隆重,主要是為了下個月轟弟的婚宴,挨家挨戶去報訊、送喜餅帖子;其次是因為我十年寒窗終於回來,好不容易全家十多年來又能一起過年。兩兄弟一個歸國一個成婚,家裡這麼大的事,轟爸覺得該趁此帶全家去拜個祖先見個長輩甚麼的。所以我們喬定時間,就光芒萬丈似地出征了。
南北往返,很幸運,都沒怎麼塞到。一路上我們不約而同聊起從前南下過年的事。高雄、屏東分別是轟爸轟媽兩家族的根基,一直到十多年前外公外婆先後過世以前,南下過年是我們一年一度的必要盛事,也因此搶票塞車是我們每每必要歷經的噩夢。我到現在還很印象深刻,讀小學時每逢年節,轟媽帶我們兩兄弟要能南下,往往要在當時的台汽客運台北總站排隊候補車位,一等就是整個上午,然後再坐七八個鐘頭的國光/中興號到高雄車站繼續轉車。有時運氣好些,到新園的外公外婆家時還沒日落;若是車子塞得兇,有時還未必趕得上晚餐。因為排隊候補加坐車塞車的時間實在太長,有時我們會先在高雄的表妹敏家先停一站,待個一兩晚、在高雄走逛一陣,再一起下屏東。
那時兩個小孩都放寒假,轟媽也還是家庭主婦,時間好喬,等車坐車那耗時磨人的皮肉痛,過去也就算了。再過個幾年,家裡經濟好些,從國光/中興號升級到莒光號甚至是飛機,減去很多等候補票和人擠人的辛苦,但全家大包小包從台北高屏這樣殺進殺出,仍是挺煩人的。特別是轟媽年紀漸長,雖說一年只折騰那麼一次,她老人家也是越來越不情願這樣玩。爺爺奶奶過世得早,也許是因為這樣,轟爸那邊的家族已經沒有一個能凝聚眾姑伯家的年節場合,所以我們過年都往外公外婆家去,只點綴性地拜訪幾家比較親的姑伯。況且後來舅姨們接連落地生根,家門內也各有喜怒哀樂,年節時分團聚歸團聚,要說喜慶嗎,卻彷彿不如兒時記憶中那麼熱絡了。鞭炮煙火沒了,大魚大肉少了,紅包也年年單薄;以往舅姨們在除夕夜都會在庭院前圍一桌泡茶聊天,通宵當作守歲,後來也只聊到午夜就收拾上床。
上大學那年夏天,外婆在睡夢中走得突然,有那麼幾年舅姨們又好像要挽回甚麼似地,挺齊心地回屏東歡欣過年,讓鰥居的外公添些生氣。後來幾年外公健康漸差,笑也不開懷了,同時舅姑各自的煩惱日多,眉角更多,我們如侯鳥般返鄉過年,我們這些第三代年輕人還能自得其樂,但年味卻一年淡過一年,過年這件事,快要變成行禮如儀的形式了。
外婆走後幾乎整整七年,我退伍的那個夏天,外公也走了。轟媽老家的新園古厝,只剩下無人棲居的空房。我還挺願意年年南下享受陽光和表兄妹的團圓,但這下轟媽失去了返鄉過年的最大動力,家裡有了車、也有高鐵和再也不必排隊等位的空中交通,她卻不再那麼想為了過年南下。有那麼幾年,轟媽與退休的轟爸還報名春節團出國觀光,一派都市人特有的過年儀式。至於我,自從當兵以來,更是只有在準備出國的那年,能在家中過到年。接下來的整整十個農曆年,我差不多都是在教室或研究室中度過。
只能說時代變了,小家庭過年沒有大家族的氣息。
這次全家再度南下過年,從初一下午的大伯家、晚間的二姨家、到初二去了屏東的古厝原址改建的大舅三舅家,大夥感染新年與轟弟大婚的臨門雙喜,又是火鍋又是出不完的菜和乾不完的杯。別說轟弟敬酒敬到手軟,我們一起到處敘舊探親,光是吃都吃累了。短短一天半的行程,我們只要一睜開眼就一直處於情緒高亢的熱鬧氣氛中,所有親戚因為這難得的雙喜,也異常有默契而親熱地彼此恭賀道好、講吉祥話、預約即將到來的酒席上要再次把酒言歡。一切的一切是如此互相配合、歡愉熱烈。雖然沒有炮竹聲,也沒有庭院前通宵達旦,但家族成員幾乎到齊了,在這難得的盛況中,彷彿有些兒時熟悉的年味又回來了。那種或許不經心卻又共同搬演出來的喜氣洋洋、鬧熱滾滾,使盡了氣力在吃喝玩樂、接近縱慾狂歡的年節氣氛,在我的生命中消失十幾年後,竟在這一年又重新感受到。
我不由得想起柯裕棻那篇讓我鍾愛的〈完滿的原則〉。那篇向我閃現年節靈光的散文,最後一段極為傳神地寫出我想要講得那種年味:「過年是這樣一種完滿的時節,所有的物品和活動都有特別的結束和開始的意義,大家在儀式的氣氛中完成好的收尾和起頭。如果脫離了傳統家族關係,年就過得略顯得冷清;少了豐裕的食物貨品,氣氛就顯得單薄。若不放肆地玩樂,或者沒了那些充滿象徵的金光閃閃大紅大綠的俗氣小玩意,那幾天假期其實非常乏味,而且街景稀鬆平常像隨便一個星期天。因為有了這些覺得累贅荒謬的吉祥小東西、疲勞轟炸的賀年音樂,還有令人疲於奔命的返鄉大事飲食小事,充塞在過年這個活動裡,人人都在冷風裡為了年節事務瞎忙。於是,天地悠悠之間,活著就不再冷颼颼,反而有種切身磨蹭的溫暖。一切事物因為瑣碎擁擠至極,溢了出來,忽然就有了完滿的意義。」
*〈完滿的原則〉原來刊登在民國九十二年二月一日的中時人間副刊,但中時網站好像沒有保存這篇文章的網頁。此文後來有收錄在柯裕棻的文集《甜美的剎那》中。想一覽全文的鄉親們也可以直接拜孤狗大神,輸入作者和文章標題就能找到善心的網路鄉民的上傳網頁,比如說這裡。
今年過年我們全家幾乎來了半套的賀節儀式。大年初一,我們總動員回南部,短短兩天一夜的時間,拜遍幾個頗親的伯叔舅姨家,然後在初二晚餐後快閃回台北。搞到這麼隆重,主要是為了下個月轟弟的婚宴,挨家挨戶去報訊、送喜餅帖子;其次是因為我十年寒窗終於回來,好不容易全家十多年來又能一起過年。兩兄弟一個歸國一個成婚,家裡這麼大的事,轟爸覺得該趁此帶全家去拜個祖先見個長輩甚麼的。所以我們喬定時間,就光芒萬丈似地出征了。
南北往返,很幸運,都沒怎麼塞到。一路上我們不約而同聊起從前南下過年的事。高雄、屏東分別是轟爸轟媽兩家族的根基,一直到十多年前外公外婆先後過世以前,南下過年是我們一年一度的必要盛事,也因此搶票塞車是我們每每必要歷經的噩夢。我到現在還很印象深刻,讀小學時每逢年節,轟媽帶我們兩兄弟要能南下,往往要在當時的台汽客運台北總站排隊候補車位,一等就是整個上午,然後再坐七八個鐘頭的國光/中興號到高雄車站繼續轉車。有時運氣好些,到新園的外公外婆家時還沒日落;若是車子塞得兇,有時還未必趕得上晚餐。因為排隊候補加坐車塞車的時間實在太長,有時我們會先在高雄的表妹敏家先停一站,待個一兩晚、在高雄走逛一陣,再一起下屏東。
那時兩個小孩都放寒假,轟媽也還是家庭主婦,時間好喬,等車坐車那耗時磨人的皮肉痛,過去也就算了。再過個幾年,家裡經濟好些,從國光/中興號升級到莒光號甚至是飛機,減去很多等候補票和人擠人的辛苦,但全家大包小包從台北高屏這樣殺進殺出,仍是挺煩人的。特別是轟媽年紀漸長,雖說一年只折騰那麼一次,她老人家也是越來越不情願這樣玩。爺爺奶奶過世得早,也許是因為這樣,轟爸那邊的家族已經沒有一個能凝聚眾姑伯家的年節場合,所以我們過年都往外公外婆家去,只點綴性地拜訪幾家比較親的姑伯。況且後來舅姨們接連落地生根,家門內也各有喜怒哀樂,年節時分團聚歸團聚,要說喜慶嗎,卻彷彿不如兒時記憶中那麼熱絡了。鞭炮煙火沒了,大魚大肉少了,紅包也年年單薄;以往舅姨們在除夕夜都會在庭院前圍一桌泡茶聊天,通宵當作守歲,後來也只聊到午夜就收拾上床。
上大學那年夏天,外婆在睡夢中走得突然,有那麼幾年舅姨們又好像要挽回甚麼似地,挺齊心地回屏東歡欣過年,讓鰥居的外公添些生氣。後來幾年外公健康漸差,笑也不開懷了,同時舅姑各自的煩惱日多,眉角更多,我們如侯鳥般返鄉過年,我們這些第三代年輕人還能自得其樂,但年味卻一年淡過一年,過年這件事,快要變成行禮如儀的形式了。
外婆走後幾乎整整七年,我退伍的那個夏天,外公也走了。轟媽老家的新園古厝,只剩下無人棲居的空房。我還挺願意年年南下享受陽光和表兄妹的團圓,但這下轟媽失去了返鄉過年的最大動力,家裡有了車、也有高鐵和再也不必排隊等位的空中交通,她卻不再那麼想為了過年南下。有那麼幾年,轟媽與退休的轟爸還報名春節團出國觀光,一派都市人特有的過年儀式。至於我,自從當兵以來,更是只有在準備出國的那年,能在家中過到年。接下來的整整十個農曆年,我差不多都是在教室或研究室中度過。
只能說時代變了,小家庭過年沒有大家族的氣息。
這次全家再度南下過年,從初一下午的大伯家、晚間的二姨家、到初二去了屏東的古厝原址改建的大舅三舅家,大夥感染新年與轟弟大婚的臨門雙喜,又是火鍋又是出不完的菜和乾不完的杯。別說轟弟敬酒敬到手軟,我們一起到處敘舊探親,光是吃都吃累了。短短一天半的行程,我們只要一睜開眼就一直處於情緒高亢的熱鬧氣氛中,所有親戚因為這難得的雙喜,也異常有默契而親熱地彼此恭賀道好、講吉祥話、預約即將到來的酒席上要再次把酒言歡。一切的一切是如此互相配合、歡愉熱烈。雖然沒有炮竹聲,也沒有庭院前通宵達旦,但家族成員幾乎到齊了,在這難得的盛況中,彷彿有些兒時熟悉的年味又回來了。那種或許不經心卻又共同搬演出來的喜氣洋洋、鬧熱滾滾,使盡了氣力在吃喝玩樂、接近縱慾狂歡的年節氣氛,在我的生命中消失十幾年後,竟在這一年又重新感受到。
我不由得想起柯裕棻那篇讓我鍾愛的〈完滿的原則〉。那篇向我閃現年節靈光的散文,最後一段極為傳神地寫出我想要講得那種年味:「過年是這樣一種完滿的時節,所有的物品和活動都有特別的結束和開始的意義,大家在儀式的氣氛中完成好的收尾和起頭。如果脫離了傳統家族關係,年就過得略顯得冷清;少了豐裕的食物貨品,氣氛就顯得單薄。若不放肆地玩樂,或者沒了那些充滿象徵的金光閃閃大紅大綠的俗氣小玩意,那幾天假期其實非常乏味,而且街景稀鬆平常像隨便一個星期天。因為有了這些覺得累贅荒謬的吉祥小東西、疲勞轟炸的賀年音樂,還有令人疲於奔命的返鄉大事飲食小事,充塞在過年這個活動裡,人人都在冷風裡為了年節事務瞎忙。於是,天地悠悠之間,活著就不再冷颼颼,反而有種切身磨蹭的溫暖。一切事物因為瑣碎擁擠至極,溢了出來,忽然就有了完滿的意義。」
(年初一在表妹敏家偷拍睡大覺的公主喵Ms. 80) |
*〈完滿的原則〉原來刊登在民國九十二年二月一日的中時人間副刊,但中時網站好像沒有保存這篇文章的網頁。此文後來有收錄在柯裕棻的文集《甜美的剎那》中。想一覽全文的鄉親們也可以直接拜孤狗大神,輸入作者和文章標題就能找到善心的網路鄉民的上傳網頁,比如說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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