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看了賈樟柯的這部七年前的舊作。大致上講的是山西汾陽文工團的青年男女在八零年代改革開放前期的生活故事，也可以說是從這些生活開始面臨變化的文工團青年男女的身上側寫出中國社會正要天翻地轉的故事。
美版的DVD裡有一段導演訪談。訪談裡賈樟柯提到這部片有很多個人感情的投射，是他曾在文工團工作過的姐姐的生活寫照，也是對他自己青年生活的回看。他說到八零年代初期改革開放剛開始時，山西老家生活還很單調貧乏，入了夜之後什麼活動都沒有，電力不普遍，民生困頓，想來沒有夜市。電視電台沒有節目，常常一家四口吃完飯後坐著聊天，有時聊到都沒了話題，就這麼坐著相視無語一整夜。然後有朋友偷偷告訴他，把收音機調到某個頻率可以收到台灣的電台節目，所以他就開始偷偷聽台灣的電台。
看著賈樟柯對鏡頭說這段話時調皮又有點靦腆的淺笑，我突然有很複雜而難過的心情。八零年代初期在中國才剛開始改革開放，而當時民國七十年代的台灣，正要從經濟起飛進入到整個社會全面衝撞戒嚴時代的強弩之末，人民彷彿積蓄了數十年的能量與不滿，要把架了這許多年的各種社會藩籬推倒。然而那畢竟還是個報紙只有四大張海巡部還叫做警備總部的時代，政治安定是因為有一部以恐怖統治為基礎的法律，經濟與文化生活起飛都在這個前提上危危顫顫地進行著。但是這個今天少有台灣人還會回望緬懷的時代卻是他人當時苦悶心靈的出口，而身為台灣人，賈樟柯或那整個時代中國青年對台灣的想像卻也是我的驕傲。片中那黃土高原上的破落城市中的年輕人們，不只聽著鄧麗君也聽著齊秦，笨拙地刷著吉他對著音樂跳凌亂的舞步。我相信，對於他們來說，鄧麗君齊秦乃至於台灣都是符號，是遙遠而輕飄飄的美好想像。那不可捉摸卻又彷彿很實在的東西，也許叫自由，也許叫富足安康，甚至也許叫民主，總之對當時的許多中國人來說該是這樣的。至少對片中的年輕男女該是如此。
而站台問世的時間距離那個時代又過了二十年。中國改革開放轉了幾折倒是往富足跨進了一大步，抱回了香港這金雞蛋，明年也要躊躇滿志地在京城辦奧運，雖然人民還是沒有基本的民主權利。而台灣呢？解嚴了，終止動員戡亂了，也改朝換代了，民主與自由怎麼辦還在跌跌撞撞中學習著，富庶的生活或許依舊卻已經不是所有人能想望的了。我並不緬懷戒嚴時期，雖然戒嚴在我的生活記憶裡滿是操場與紅包的快樂童年；我只是有種感慨，國民黨時期的台灣雖然有被迫扭曲的集體人格，但也是許多華人的想望之地。一個小小的島在他們的想像中比一個中國還大，因為裝著無限的希望與夢想。如今面對台灣的未來，連台灣人自己也沒法豪氣起來。
賈樟柯短短的一句話讓我從同世代的中國人的眼睛回看二十年前的閃著光的那個台灣，又從二十年前的海峽兩岸反照今天，一來一往之下竟折射出這許多唏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