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 30, 2015

溫柔與溫情;性別與國族想像

蘆葦之歌 (2015)
灣生回家 (2015)

國內紀錄片的成績在今年持續可觀的表現,雖然就上院線這門檻來說,每每艱苦奮戰,仍在夾縫中求生存,但在影展、集資、包場、校園放映等策略的靈活運用下,也逐漸殺出一條血路。不論是討論度高的《行者》、《蘆葦之歌》、以及目前正火熱上映的《灣生回家》,或者題材比較無市場優勢的《末代叛亂犯》、《蚵子寮漁村紀事》與《台北抽搐》,至少都能排上戲院放映,對於開發院線紀錄片的映演空間以及多元題材的曝光率,有積沙成塔的長遠效應。

過去兩個月來接續上場的兩部曝光率較高、院線與校園映演也相當積極的《蘆葦之歌》與《灣生回家》,前者以性別議題為主軸,後者著眼於國族想像,乍看之下似乎是兩條平行線,沒有什麼直接具體的關聯;但這兩部作品除了同為紀錄片形式外,還有些共通點可談,並且可窺看國內紀錄片的趨勢(或是習性)。首先,兩部片有共同的歷史脈絡,不論是台籍慰安婦或灣生,都是日本殖民的歷史產物,並因為1945年的歷史及社會政治的轉折而長期遭到遺忘。回到台灣、或始終未離開故土的慰安婦,由於國家機器、歷史不正義與社會道德論述的多重噤聲,直到1990年代才開始有著述與社會援助等資源,協助她們、更協助台灣社會治療集體失憶。而灣生的命運卻是「回到」陌生的祖國,在台灣與日本的雙邊漠視下,幾乎寂寥度過大半生,直到最近兩三年,終於因為《灣生回家》一書與同名紀錄片共同喚起的關注,第二次的返回、而這次是回到出生地,追憶故人、召喚那段殘存的歷史記憶。

這兩部作品也反映近年國內紀錄片的主流論述形式。自從十年前《無米樂》(2005)提醒國內觀眾正視紀錄片的存在與重要性以來,溫情策略變始終是國內紀錄片的主流形式;風光十足的《看見台灣》(2013)固然如此,《牽阮的手》(2011)也難以免俗。《蘆葦之歌》與《灣生回家》同樣採取最能引起觀眾共鳴的溫情策略,前者強調慰安婦在無助、不受接納、或長期受集體冷落與漠視的淒涼處境下如何走出陰影,繼續勇敢活下去;後者則是反覆催動灣生一代對於墾殖花蓮的鄉土情懷,召喚他們對台灣的思鄉與感念。這種溫情攻勢將複雜的歷史與政治化繁為簡,相對來說易懂好嚼、也很能催淚,確實為觀眾省去消化龐大繁雜的史料與國際脈動的功課壓力。《灣生回家》破千萬的亮眼票房,足以說明這種溫情策略的市場效應。同時,這種策略有個溫柔的姿態,再掀開歷史傷痕的同時,也小心迴避過於敏感或尖銳的題材、不讓已結痂的傷口再次滲血。對於兩部紀錄片已年邁的主人翁來說,確實頗為體貼,特別是台籍慰安婦仍有許多人不願意站出來的狀況下,這樣的影像策略比較安全、是較容易讓人接受的作法。

但這恐怕也是問題所在。溫情的影像策略往往傾向於迴避衝突,也因此缺少對於問題的正面批判。這在《灣生回家》看得尤其明顯,我們很難從灣生一代的訪談與影片的側寫中,看到這群日本殖民時期最後一代生長於台灣的日本人,如何思考自己祖國在這塊殖民地上的體制化暴力、以及其所引起的抗爭(片中確實提到過霧社事件,但可說只有一閃而過),以及如何思考自己認識的家鄉台灣、與台灣人眼中的殖民地台灣兩者間的距離。種族、性別或階級暴力,特別是奠基於種族的暴力,是根植於殖民進程中的一種本質;再溫情的論述,若迴避檢視這段歷史,都無可避免會成為這體制性暴力的共犯。這麼說《灣生回家》或許相當苛刻,但當我等了整整兩小時,都沒有等到攝影機轉向灣生一代的兒時玩伴、探問他們當年如何看待日本人的片段時,我確實感到些許的失望。至於《蘆葦之歌》,則至少忽略了國家機器不正義的歷史與政治質問,未能在片中點出長期以來國內兩黨政府對於慰安婦制度這戰爭犯罪刻意的沈默、漠視,也讓本片顯得扁平,有再次為婦援會作嫁的疑慮。

我能夠理解,時隔六七十年,要慰安婦、灣生一代或任何人,回看當時日本殖民統治下的生活經驗與社會情境,本身已是弔詭至極。以這六七十年來台灣、日本分別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所經歷的劇烈變遷,委實難以持平中肯看待那段過去;它不是因客觀環境的改變而牽動主觀評價,就是因個人生命經驗而有相當程度的調整,更有可能是兩者同時作用。我們如何可能不帶著這些歷史濾鏡回看過去,更何況,忠實、公正地重現歷史,對過去的回眸,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就該因此對艱難的歷史與政治課題繳械、化整為零地略去不談了嗎?或是我們仍在等待更多的史料、更理想的時機、或更完整全面的作品?

話說回來,我仍對《蘆葦之歌》與《灣生回家》給予掌聲。可以這麼說,它們都屬於療癒性質的作品,則溫情策略可以理解。況且,即使有上述的美中不足,整體而言這兩部片仍值得肯定。不論是慰安婦或灣生一代,皆多是垂垂老矣、七八十歲的長者,為數極少且迅速凋零。他們一旦離開人世,這些歷史的見證者將永遠消失,不會再有共享或活過這段集體記憶的人。因此這兩部紀錄片頗有搶救歷史與記憶的急迫性。或許它們拋磚引玉,將來會有論述更完整多面、深刻複雜的相關作品問世;但在那之前,《蘆葦之歌》與《灣生回家》自有它們階段性的任務、意義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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