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 08, 2012

大開影界: 心鎖 (Sarah’s Key, 2010)

電影的一開始,是一對年幼的男孩女孩躲在床上的棉被中嬉鬧,充滿著童真的愉悅。他們無法預料到的是,幾分鐘之內將有幾個面色不善的大人要來將他們帶走。

這是1942年初夏的巴黎。這個居住於瑪黑區的猶太人家庭,如同當時所有維琪政權下的法國猶太人一樣,不是被政府捉去送進集中營,就是在解送至集中營的路上。但這家人在被「逮捕」前的最後一刻,姊姊莎拉將弟弟米榭鎖進臥房間壁的密櫃中;當時莎拉並不知道,這將是她與弟弟的生離死別。六十五年後,記者茱莉亞跟著丈夫即將入住這間公寓;茱莉亞開始追蹤二戰期間巴黎市的猶太人大逮捕,開始發現關於這間公寓與相隔兩代的兩個家庭間的秘密。

人類史上對於一個民族或一個種族的歷史災難,不斷透過各種文化生產與藝術創作,深刻反省、批判、與探索傷痛記憶並反覆辯證道德與正義者,莫過於美國的黑奴/黑人以及納粹時期的猶太大屠殺。如同美國的黑人種族政治議題,電影創作中有關猶太種族迫害的挖掘與省思,總是能夠開發出新的故事、關照點、以及人性與道德深度。同名小說改編的《心鎖》,將納粹迫害的現場,放在維琪時期的巴黎,藉由茱莉亞(Kristin Scott Thomas)著魔般的投入,追索挖掘發生在1942年夏天巴黎市中心的猶太人大逮捕。這次逮捕中,上萬猶太人被集中到自行車廣場,在沒有提供寢具、衛浴設施、甚至食物與水等的惡劣狀況下被迫居留數日後,全數移送至波蘭或德國的集中營。

這是法國維琪時期的傀儡政權下巴黎市不堪的一頁歷史,而其不堪之處也是它不同於其他有關猶太迫害故事的特別之處。許多猶太大屠殺故事中的直接加害人都是納粹,不論故事的現場在納粹統治的地區或境外,反派角色大體不脫是德軍或蓋世太保,但本片卻將直接加害人特意地鎖定在法國軍警系統。雖說這是納粹操縱下的法國部隊,但這群迫害法國猶太人的軍警人員,確實是法國人同胞無誤。這頁歷史醜陋之處便在於它是由國家的合法武力,來完美複製外來政權的不正義、執行其命令、迫害自己的人民。

因此《心鎖》故事真正要控訴的與其說是納粹迫害所造成的歷史創傷,毋寧是法西斯機械式自我複製下的悲劇,使一個傀儡政府可以名正言順地將暴力施加於它理應捍衛其生命權的人身上。這在被害者眼中何其殘酷;莎拉一家人眼睜睜看著說著同樣語言有著同樣國族情感的人,將自己押入卡車,鄰人以睥睨、蔑視、甚至帶有敵意的目光射過來,他們什麼都沒做已經成為自己國家的囚犯。

但這還不是真正恐怖之處。法西斯真正的殘酷,在於它藉由切割出一般人與特別團體,來分化轄下的公民。由此,法西斯政權下的一般人,在旁觀自己同胞受迫害時,很容易自掃門前雪、劃清界線,認為體制暴力與自己無關,只要不生是非,麻煩就不會找上門。這種面對體制不正義時的「消極配合」,在明哲保身的同時默許了這個壓迫體制的不正義,也等於成為迫害自己同胞的推手。接納莎拉之前的杜佛一家便是如此,才會在一開始拒絕收容甫逃出集中營的小女孩們。

綜觀所有向法西斯邁進的國度,都採用這種方式來迫害、拔除其眼中釘;尤有甚者,法西斯色彩越濃厚的社會,越傾向於收編中產階級來做為它種族主義論述的合法性基礎。在看《心鎖》時,不知為何我有特別強烈的感受,對於法西斯收編中產階級、用所謂的政治中立來偽裝政治漠然、使它能夠屢屢透過這種合法性基礎來遂行自己的體制化暴力,其實就是我自己的國家這幾年來愈來愈熟練的伎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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