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 17, 2010

春夢了無痕

記得以前唸大學的時候瘋金馬影展,那三四年的時間,只要影展一到,人不在學校就是在電影院,打工賺來的錢眼都不眨地都砸下去。那時還沒有網路購票,也沒有7-11下單,全台北只有幾個點有連線賣票,有一年為了衝最多場次和最好的座位,凌晨四點多爬起來去排隊,以為很偉大了,結果前面竟然已經排了二三十個。還有一天沒課,衝了三場電影,在家還看了兩部片,等於醒著的時間,扣掉洗澡吃飯上廁所,都在盯著銀幕。

但那都是年少輕狂時的前朝遺事了。

回國兩個多月,金馬影展的消息既沒特別關心更沒積極搶票,落得一堆想看能看的片只能望而興嘆。這次只去捧了國片場《台北星期天》(2010),運氣不錯,應該是因為夏天才上映過,票沒被搶光。但即使如此還是買到第二排,更奇怪的是,後面排數的票明明賣光了,現場卻沒坐滿一半,怎麼會有那麼多人票買了不來看電影,真是匪夷所思。

「他們」

「馬諾奧,年輕單身、自命風流,一心肖想把到和雇主有一腿的美麗菲傭賽西麗;在同一工廠上班的老鄉迪艾斯,篤實憨厚、內斂寡言,一方面時刻掛念遠在家鄉的妻小,卻又和同在台灣工作的安娜勾勾纏纏。這個星期天,一張被遺棄在路邊的火紅沙發,勾起倒楣了半天的兩人目光。一前一後,兩人一起扛著沙發,展開這段城市魔幻之旅……。」(台北金馬影展手冊影片介紹)

《台北星期天》是國內以台灣的外籍勞工為主題、並且做過商業放映的第二部劇情長片而已,並且是唯一的喜劇。這部輕薄討喜的小品再次提醒台灣主流社會,中下階層的外籍勞工早已變成我們大眾生活的一部分。這些我們每天應該都有與相處或哪怕是擦身而過的陌生人,我們從來不曾認識,聽不懂他們的語言,也不想了解。

這部片將鏡頭拉進到這些菲籍外勞的生活中,讓他們成為故事主人翁,讓我們試著去認識、去了解、去體會品嘗他們的世界。《台北星期天》是一部「國片」其實很有問題,因為它不僅編導是跨國組合,主要演員全是菲律賓專業演員,整部片有九成篇幅是混合Tagalog和英文在進行的(對此還有一段申請國片輔導金的軼事,讓人哭笑不得)。它甚至不能算是華語片。而片中助陣的國內演員,舉凡陸奕靜曾寶儀莫子儀張孝全,都和片中的台北101與繁盛市容一樣,扮演陪襯的綠葉。我看著片中的東南亞面孔,講著我完全聽不懂的語言,在熟悉的台北街上穿梭,逼我追字幕看電影我突然感覺在屬於自己城市的影像中,變得不屬於這個空間。《台北星期天》,真的能是一部國片嗎?

換個角度想,說它是國片彷彿又完全合情合理:正是因為外籍勞工已在我們的社會文化中開始紮根,而外勞在台灣的喜怒哀樂正是台灣的故事,這部電影也該完完全全是一部國片。它要把我們眼中的台灣外勞,從「他們」變成「我們」,同時把將國片視為「我們的」的你我,經由這部必須完全仰賴字幕才能看懂的電影,拉到跟他們一齊的位置。當我看著銀幕上陌生疏離的台北,以及有聽沒有懂的語言,我了解到,其實這種徬徨困惑就是這些外勞生活在台灣的感受。此刻,電影使他們變成我們,而這故事將我變成他們。

用喜劇來講菲勞的小喜小悲是一記險招,遊走在幽默與剝削刻板印象的邊緣,要使得巧很難,要搞砸很容易。這部片放映完有個座談,台下的第一個問題就問到,用喜劇的方式表現菲勞憨直樂天的性格還有他們在台灣的遭遇,有沒有再現政治的問題。導演的回答很巧妙,也直指高張人權大旗、以社會正義自許的人的政治正確與思考盲點。他說,如果我們認為必須要呈現外勞的悲情困苦才是呈現真實,那才是有偏差、才是以刻板印象來認識他們。在他眼中,下了班收了工的外勞也只是一般人,他們有七情六慾,想放鬆想戀愛,會幻想會遊樂,那是他們舒解工作壓力的出口,也是生活的一部分。

對導演來說,透過電影將「勞工」還原成「人」,和把電影變成人權政治的訴求工具,兩者沒有什麼不同,更無高下對錯之分。果真如此,那麼這部片本身也成了一部充滿政治訴求的作品,它讓喜劇形式和小喜小悲本身變成政治,要在凡討論外勞課題必稱社會正義、必談人權困境與階級/種族壓迫的政治正確中反其道而行。

紅沙發

我對喜劇理論和電影史認識有限,但這樣一路說來,彷彿《台北星期天》頗有古風,表演和攝影可上追卓別林。馬諾奧(Epy Quizon)和迪艾斯(Bayani Agbayani)這對瘦虎肥龍,前者自命風流瀟灑聰明樂天,後者憨直敦厚老實,凡事謹慎小心甚至有點怯懦,兩者看來既對比又互補,卻其實都有點傻。馬諾奧一心想追賽西麗(其實是任何他遇見的正妹),才發現其實對方根本沒有意思;迪艾斯在台灣交了女友安娜(兩人都是外遇),卻不解風情,好死不死選在她生日這天提出分手要求。

他們在某個夜晚的宿舍屋頂有了個共同願望,要在這裡弄張沙發。在一個星期天往教堂做禮拜的路上,他們看到一幅超大的傢俱廣告看板,廣告中有張鮮紅色的沙發,男人側身躺在女人的大腿上,一臉幸福美滿。正在兩人因各自的傻而失意落魄、在公園吃芒果冰時,落單在街角的一張紅色皮沙發登時吸引馬諾奧的目光。馬諾奧極力說服迪艾斯,要兩人同心協力將沙發搬回工廠。

這是馬諾奧與迪艾斯兩人的奧德賽。從精神分析的觀點,可以很快推得這張紅沙發是兩人陽具認同的象徵,而這扛著沙發橫跨台北的都市歷險,則是身為移工的他們在異國重拾男性自尊的努力。望著廣告看板的馬諾奧和迪艾斯,兩人心中各有算計,一個幻想把臉貼上賽西麗的大腿,一個渴望擁著妻小。不論是男性情人或丈夫父親,馬諾奧與迪艾斯的男人身分與男性尊嚴都在台灣這塊異土受到挫折,不論是工廠裡機器般的生活或是工廠外人欲無法得到滿足,他們的陽性認同不曾得到肯定。在這種原鄉、性別認同、慾望等多重歸屬感被剝奪的狀況下,一張艷紅宛如猴子發情發脹的屁股的皮沙發出現在他們面前,便順理成章地成為他們認同的投射對象。彷彿他們幸福(性福)的許諾,就是那張紅沙發。

但春夢終究要醒,這喜劇或許帶點狂想氣味,卻不是好萊塢式的皆大歡喜。從沙發兩人組在(應該是)堤頂大道下的基隆河邊擱淺、兩人隨沙發飄向下游的那一刻,我們知道馬諾奧和迪艾斯的大工程畢竟是失敗了。對比電影一開頭迪艾斯在機場男廁中遇到正要被遣返的同鄉,片尾也讓這兩人被遣返回菲律賓了。《台北星期天》沒有因為是部喜劇而昧於現實,它有點像是笑中帶淚,會在笑點拉到盡頭時,讓我們瞥見社會的殘酷:坐著保時捷SUV風光出遊的賽西麗原來是家傭兼職男主人的外遇;安娜與迪艾斯言歸於好後,依然要忍受雇主自己的家庭失和;而馬諾奧與迪艾斯默默無語坐在回工廠宿舍的公車上,下個畫面接到,他們坐在海灘邊吹著海風喝啤酒,卻原來是已經回到菲律賓

對著無奈的人生微笑

《台北星期天》終究是瘦虎肥龍的無痕春夢,他們扛著紅沙發追逐男性尊嚴的結果,落得兩頭空,沙發卡在河中央,工作也丟了。但回到菲律賓的他們,面對這樣無可奈何的人生,仍能悠哉喝啤酒吹海風,聊著晚上該吃什麼,並做著將菲律賓家具推銷到全世界的春秋大夢。本片貫徹從愁苦可歎的生活中提煉出歡樂喜感的精神,讓馬諾奧和迪艾斯保有天真痴勁,對這無力掙脫也無法扭轉的全球資本主義下階級與勞力剝削的龐大巨獸,投以爛漫的笑臉。

那場電影,我的後面那排坐了四五衣裝革履的白人年輕男女,聽他們聊天的口音應該是紐約來的。後來的導演座談我們都留下來,對照他們看片的反映和導演的經驗談,會發現不同的人笑點有多大的差別。我印象很深刻,這些白人笑得最大聲的是片子一開始,馬諾奧笑迪艾斯前晚鬧肚子很臭,虧他說早告訴他別去試麻辣鍋。何蔚庭則說,迪艾斯跟安娜約會結束後立刻打電話回菲律賓家裡那段,菲籍外勞的笑聲最大,因為那完全就是他們在台灣的生活寫照。社經資源相對優越的白人或是相對劣勢的菲勞,在台灣都是外勞。我想,他們在這裡的生活經驗中種種甘苦與適應上必然會有的磨合,不論是麻辣鍋後充滿辛味的腹瀉或是在異地交個男女朋友的小小(精神)出軌,《台北星期天》都找到可以開啟對話的觀眾,和他們交心。

這是這喜劇有誠意、親民之處。




*放映週報專訪導演何蔚庭由此去
**破週報報導「假全球化與真歧視」由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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