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預算緊縮或組織章程等理由，在Lugones眼中只是藉口；這次無預警關閉CPIC的事件，暴露的其實是整個校園乃至於美國學術界回到保守右派軌道的冰山一角。早在九月五日Lugones與Veronelli和筆者的對話中，她便以左派種族與性別研究者的立場做出她對這個事件的個人觀察。以她所見，賓漢頓大學在過去十年內，或許是搭上預算緊縮的順風車，一步步減少對非傳統學門的補助。運作多年的拉美暨加勒比地區學系(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Area Studies)在過去數年來預算不斷被校方刪減，一度沒有屬於自己的辦公室，遑論聘請秘書、設置專用的聯絡電話，乃至於購買文具的預算都極為拮据。如今校方將CPIC鐵門拉下，其實意味學校對左派激進的學術政治進一步收攏其掌控權。在Lugones與同事Ross交談的過程中，Ross更憂心忡忡地表示，如果賓漢頓大學當真是因為政治理由收回CPIC，他擔心這波大動作遲早要掃到他苦心經營多年的哲學、詮釋與文化研究所(Philosophy, Interpretation, and Culture)。
九月十日，星期四，夏秋季節交替的時分，溫和的陽光取代八月的烈日。CPIC的核心成員與Lugones群聚在專供研究生使用的交誼廳，針對過去數日來蒐集到較完整的訊息資料，討論這次事件的對策。與會者除了Lugones、Veronelli及筆者本人外，尚包括H. Malatino、P. Di Pietro、N. Karkov、M. Chaves、C. Jung、J. Franco、X. Mendez等人。
會議開始，Lugones先以學校教員的身分，提供她得到較豐富的資訊。她首先指出，校長以成立人文學中心為由關閉CPIC乃是毫無道理的說法。事實上，人文學中心已經在學期開始之前悄悄地成立了，有趣的是全校統籌人文學科的研究中心正式開張這等大事，在場沒有任何人耳聞。況且籌備一個大型研究中心，前後至少需要長達一兩年的時間，何以過去一兩年來所有相關人士對此事採取噤聲態度，絕口不提至此實在耐人尋味。Lugones得知人文學中心籌辦委員會中有她同系所的多年同事G. Brinker-Gabler，她當下造訪其辦公室詢問人文學中心與CPIC之間的牽扯。出乎Lugones意料的是，Brinker-Gabler並不知道CPIC被無預警關閉的消息；而更讓人意外的是，就Brinker-Gabler所知，在她參與的人文學中心籌備過程中，從來沒有人提及關閉CPIC一事。
照理來說，以傳統學科為主軸的人文學中心在研究領域與方向上和CPIC的非傳統路線乃是互不牴觸的，因此人文學中心的設立與CPIC的生存實在是沒有任何衝突點。即使是校方有意將CPIC整併到人文學中心之下，何以需要透過勒令關閉這等強硬手段，並且沒有任何協助CPIC整合入人文學中心的人事動作，當真令人費解。從這一點來看，校方毫無道理的動作反而似乎有意造成人文學中心與CPIC勢不兩立的印象，讓他人誤以為兩造間必然有政治或組織層面上的衝突，進而合理化CPIC非收攤不可，以便讓學校為人文學中心掃除攔路石。
倘若校方需要挪用CPIC的預算來擴張人文學中心的運作呢？預算不足這個看似理直氣壯的名目，自從三四年前紐約州政府大幅刪減高等教育預算以來，已經使研究生助理名額縮水、人文社會系所可支配預算減半、各項研究計畫與補助取消。但是賓漢頓大學果真面臨全面性的財務困境嗎？校方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計畫的補助果真到了阮囊羞澀的窘況嗎？過去四五年來曾造訪賓漢頓校園的遊客，不可能不注意到校園西北角新完工、宏偉壯觀的綜合體育中心。這幢耗資千萬美元、主要供各式運動校隊使用的體育中心，連同不遠處同樣新建成的美式足球球場，都是賓漢頓大學全力推動綜合型大學、爭取全國大學排名、吸引更多人入學的大型投資。同時，為了容納不斷增加的招生額度，校方在校區中不斷興建的宿舍大樓以及提供學生使用的各項設備，同樣是動輒百萬計的大型工程。
相較之下，不以昂貴設備為主導的社會人文學科，研究費用以低廉二字來形容絕不為過。事實上，就筆者所知，Foundation除了支付CPIC文具電氣等與聘用秘書等必要支出外，僅只在CPIC初期提供兩萬美元左右的補助。更甚者，自從R. Cora於2008年四月辭去秘書工作以來，Foundation便不再撥款聘任秘書的預算予CPIC。換言之，直至CPIC於今年九月正式停止運作為止，Foundation已有長達近一年半的時間並未提供CPIC文具與電費之外的任何財務援助。而這段時間，CPIC在來自人文理學暨社會科學院Harpur College院長辦公室區區數千美元的補助款下，持續運作年餘，並且籌辦了三場小型學術研討會。以經濟原因作為搪塞CPIC成員的理由，也不足以解釋CPIC在充分體現錙銖必用的結果，有何必要關閉這經濟效益驚人的機構。
如果說CPIC對Foundation來說有任何留之無用的理由，那就是CPIC尚未能從校外爭取大筆的學術贊助經費。根據Lugones走訪校內得來的非官方資料指出，Foundation的財務運作乃是建立在一個獨立於賓漢頓大學經費運作的系統上。Foundation的經費，凡人事費用、行政預算等各項支出，並不仰賴大學的財務系統，卻是依靠它轄下的各個研究單位自校外各界申請的學術贊助，從中抽成、挪用來支撐整個Foundation的運作。舉例來說，倘若CPIC向洛克斐勒基金會爭取到二十萬美元的研究贊助，Foundation得以平分這筆贊助，將其中的十萬美元留在Foundation內部供各項支用，包括人事費用。Foundation從所有轄下的研究單位申請而來的贊助集合重分配，就成了諸如Sonnenfeld與Gilje等人的薪資。
擊鍵至此，筆者必須說，有生以來從未聽說過哪個學術行政機構的經費是來自其內部的學術研究單位辛苦爭取來的研究贊助的道理。這種直接向下屬的研究單位抽成的邏輯，大約與政府向百姓強課自肥稅的道理相當；黑道大哥尚不至於向自己的手下討錢，賓漢頓大學何以允許自己學術研究單位辛苦申請來的贊助金被抽成，只為了豢養一群管理這些研究單位的主管？而如果今日如CPIC這等生財不力的社會人文科學研究機構，僅僅因為未能善盡搖錢樹的「義務」，就必須被踢出學校行政資源的支應，意味的是所有自食其力的大學體系其實也必須要是個營利單位。由此來看，也不難理解賓漢頓大學強力為工程學門護航，年年擴充各項工程學研究室的設備與實驗空間等，正是因為研究經費與贊助動輒以數十萬美元計的工程學門，本身便是Foundation諸公的頭號金主。
只能說荒謬的是，今日這個以鼓勵學術研究為核心任務，以協調輔助研究資源為職責的行政機構，竟能以各式無法自圓其說的名目自行關閉轄下的研究單位，就一個號稱躋身頂尖追求卓越學術成就的綜合型大學來說直是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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